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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建国前后开始，毛泽东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做了积极的努力，给予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主要是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正确地处理了三大关系，即：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的关系；民族大义与个人、党派间的恩怨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与台湾地区特殊性之间的关系。

　　对台政策从“一手”转到“两手”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解放台湾。1949年6月14日，毛泽东致电粟裕等将领，着手研究武力解放台湾问题。6月21日，毛泽东在致粟裕等人的电报中指出解放台湾的重要性，并希望于夏秋两季完成各项准备，冬季占领台湾。7月10日，毛泽东就准备攻台的条件致信周恩来。周恩来认真贯彻毛泽东武力解放台湾的指示，指导和帮助粟裕等将领筹备渡海作战。但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改变原来的立场，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空军13航空队进驻台湾，提出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力解放台湾的行动不得不暂缓实施。

　　在武力解放台湾一时难以成为现实的情况下，为了粉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反华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及时改变了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即从单纯强调武力解放台湾，转变为既提出武力解放台湾、又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两手策略。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中，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他说：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用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提出对台政策的两手方针。

　　在“两手”政策中，着力于和平解放政策的施行

　　在当时的情况下，和平解放政策是对台的两手政策中的侧重点。1956年1月，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里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的目标奋斗。4月，他又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和“来去自由”的主张。7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的指示》，确定用“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取的方针”，促成和平统一。9月，中共“八大”专门讨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政府应当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我国的领土台湾。

　　对这一政策，周恩来在一些谈话中，代表中央政府提出了国共和谈与和平统一祖国后的设想、办法，主要内容是：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这些设想和办法不仅向国民党当局明确表示了和解姿态，极具可操作性。对台政策的这一调整，告诉了国民党当局，为了民族的利益，“合则双利，分则两害”，11“和”是必要的。

　　从“一手”到“两手”的政策转变，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坚持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两手”政策，没有放弃祖国统一的总目标，也没有放弃武力解决的原则，同时又不至于陷入单一武力解决方案而自困，这就增强了我们处理台湾问题政策的灵活性，为解决台湾问题开拓了广阔空间。其次，它受到全国人民拥护，也受到民主党派的赞成，争取了人心。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6年2月发表了《告台湾军政人员书》，希望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响应祖国号召，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尽力。在大陆的许多政界要人如张治中等，也积极为和平统一祖国而宣传、奔走。“两手”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共识。这一转变也有利于争取台湾军政人员，此后台湾一些军政人员驾机起义飞返大陆，以及一些台湾军政人员弃暗投明，与此不无关系。第三，它在坚持一定要解放台湾以实现祖国统一大原则的前提下，把武力解放台湾这“一手”放在了从缓的地位，避免了我国在朝鲜、台湾两方面同时用兵的处境，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第四，它增强了将台湾问题保持在中国人内部事情的范围的趋向，减弱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趋向，增加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打击了搞“两个中国”的活动。

　　顺势而为，提出“一纲四目”方案

　　1958年9月，由于美国的挑衅，加剧了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毛泽东亲自起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在10月先后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6日)和《再告台湾同胞书》(25日)。《告台湾同胞书》指出：“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12 《再告台湾同胞书》说：“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化敌为友，此其时矣。”“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13这两篇精彩的政论文章，严厉谴责了美国的侵略行径，揭露美国妄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提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进一步阐述了主张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显示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伟大胸怀。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从政治、经济上压迫台湾，以求打开缺口，造成“两个中国”局面，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与大陆的接触，寻找与我国和好的折衷方案。为了抓住时机推进和平统一，也为了粉碎美国的阴谋，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的若干重要原则。他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但是美国不要蒋时，蒋可以来大陆，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毛泽东还请人转告台湾当局：蒋介石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蒋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表示：可以保存，我不压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14 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阿哈默德·苏加诺的谈话中说：“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15

　　这些思想后来被具体化、条理化，确定为一个总方针和四条具体意见。一个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在美国人手中。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条具体意见是：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2、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4、互约不派特务，不作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一个总方针和四条具体意见，对台湾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台湾当局反复表示不搞“两个中国”，并且加强了打击“台独”势力的力度。

　　1961年下半年，美国“拉陈抑蒋”，试图通过扩大陈诚与蒋氏父子之间的矛盾，达到搞“两个中国”的目的。中共中央想方设法促进陈蒋团结来击破美国的阴谋。在蒋氏父子和陈诚都对美国有所警惕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进一步加紧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重述中共和平统一祖国的“一个总方针”和“四条具体意见”，16后被简称为“一纲四目”。

　　“一纲四目”的实质是：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前提下，可以实行两种制度。其原则是一个中国，不允许制造“两个中国”。其主旨是和平统一，尽可能避免战争方式。其特点是宽大，在祖国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下，一切从宽。不仅台湾可以保持现行制度，而且国民党可以继续执掌台湾的军权、人事权、财权，总之，可以悉由蒋介石和陈诚管理。其着眼点是维护台湾海峡两岸人民的利益。争取用和平方式而避免用战争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都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利益的。

　　“一纲四目”确定了我党解决台湾问题一系列原则、方针、政策、办法，为“一国两制”的构想，提出了许多足资继承的重要思想。

　　争取统一派，孤立分裂派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围绕台湾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和”为主的“两手”政策，主要是开展了争取与孤立两方面工作。争取台湾人民、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台湾国民党上层和下层军政人员，争取包括蒋氏父子在内的国民党高层决策人，争取一切赞成中国统一的友好国家和西方各国出现的有利于中国统一的因素。与此同时，孤立“台独”势力和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反华势力，在国际上孤立国民党集团。

　　中共中央确立和提出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后，于1956年春派章士钊带信由香港有关人士转交蒋介石，信中提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平解放台湾的建议，并告之“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次年4月，蒋派驻在香港的立法委员宋宜山，以探望关在功德林的胞弟宋希濂为名，自香港至北京，作试探性接触。周恩来会见了宋，统战部长李维汉与其进行了具体商谈，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不容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为配合这一对台“和”的方针政策的实施，1956年10月16日至11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全面调整了对待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政策，加强了与民主党派的合作。11月11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出席了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盛赞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向台湾方面表示“和”的姿态。

　　1958年8月23日17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金门炮战，经历了全面封锁和打打停停两个阶段，1958年8月至195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对金门进行7次大规模炮击，给国民党驻守部队以沉重打击。1961年12月中旬，福建前线部队主动停止实弹射击，随后只在每月的单日打宣传弹。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毛泽东炮击金门，就是要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持续了20年另4个月的金门炮战，是国、共之间的特殊"内战" ，它的长期化，单日打，双日不打，逢年过节宣布放假，停止炮击，促进了两岸紧张局势的缓和。金门炮战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实际上是着眼于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打的是"政治仗"，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高超的战略思想和策略艺术。

　　与此同时，对制造“两个中国”的势力采取了孤立打击的方针。1958年2月10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发表《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讲话，指出：国际上有些人蓄意散布台湾地位末定和台湾居民不是汉族的谬论，主张在台湾进行所谓公民投票，实行所谓台湾自治，乃至对台湾进行托管，替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开辟道路。事实是，台湾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汉族，那里的少数民族同中国大陆上的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都是中国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关于台湾地位和台湾民族的谬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制造这些谬论企图使台湾脱离祖国的阴谋，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另一方面，通过积极的外交活动，在国际上孤立国民党集团。到20世纪70年代初，与我国建交国家的数量已超过与台湾当局“建交”国家的数量；同时还努力争取美国、日本政府转变对台政策。70年代初，毛泽东抓住世界两大军事集团冷战和“大三角”格局形成过程中美、日进行战略调整的契机，推动了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进一步孤立台湾当局。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反对“两个中国”，废除日、美与台湾签订的非法条约，美军必须撤离台湾，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改善中美、中日关系的前提条件。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和197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是美日两国转变对台政策的明显标志。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国内外形势变化很大，但毛泽东从未放弃和平统一祖国的努力，把争取与孤立工作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70年代初我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美日等西方国家改善了关系，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台湾当局陷入孤立，沉重地打击了“台独”势力，形成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好局面。同时，由于我党和平统一政策的影响，由于美国干涉台湾问题，分裂中国的阴谋不断暴露，又搞“拉陈(诚)抑蒋(介石)”活动，使蒋介石集团与美国政府之间出现了裂痕。蒋介石多次声称：中国只有一个，不允许搞“两个中国”。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国共两党没有分歧。这就粉碎了美国借口所谓台湾地位问题未定，企图分裂中国的图谋。我党争取和平统一祖国工作对蒋介石和陈诚都发生了影响，蒋介石虽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没有迈出较大的步子，但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直到他去世也没有放弃这一立场。陈诚在病逝前写下的遗言中还放弃了“反攻”、“反共”内容。另一方面，蒋介石集团又顽固坚持拒绝和谈的立场，使和平统一工作进展艰难。

　　今天重温毛泽东处理台湾问题的战略决策，仍然值得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