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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举办的主题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新中国文艺建设”的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李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朱佳木；中宣部文艺局原局长、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张炯等以及来自教育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文联、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的学者出席了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

　　李捷在致辞中从三个方面评价总结了这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艺理论奠基之作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第一，《讲话》在系统总结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化发展的基本经验方面占有开创性地位。《讲话》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革命文艺发展的历程和经验，充分肯定了作为革命斗争文武两个战线之一的文化战线和文武两支队伍之一的文化军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指明了革命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文化工作者要解决“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两个根本问题，并在转变立场、转变态度、转变工作方式上下工夫，最终到达革命知识分子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同火热的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文艺创作之路。《讲话》发表后，在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引发了革命文艺工作者下基层的热潮，催生了一大批导向正确、艺术水平高、雅俗共赏、特别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形成了革命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哺育了几代革命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大家。这启示我们，文艺理论创新必须紧密联系和直面文艺界的思想实际，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解决方向、途径、方法等重大问题，才能为文艺发展和文化发展提供转变立场、转变观念、转变作风的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

　　第二，《讲话》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理论形成与发展中占有奠基性的地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过程中，革命文化理论也曾经受到苏联文化论争的影响，走过弯路。《讲话》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理论的诞生。《讲话》从文学艺术的源泉出发，围绕着文艺建设上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这个核心问题，系统阐明了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包括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革命文化同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问题，文艺工作的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问题。这篇讲话还有针对性地批判了抽象的“人性”、“人类之爱”等错误观念，澄清了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动机和效果、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关系问题上的许多糊涂思想。这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理论的系统形成，并且由此形成的文艺成果在凝聚民心、鼓舞民心、赢得民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第三，《讲话》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占有开创性的地位。《讲话》在当时的中国树立起一面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根本方向的旗帜。当时存在着几种有代表性的文化。一种是国民党政府所倡导的封建主义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文化；另一种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所倡导的西方人文主义文化；还有一种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继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又在1942年5月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先进文化的理论与实践中，鲜明地树立起了继五四运动以来又一面引领中国先进文化走向的旗帜，牢固地确立起了中国共产党以及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领导权。只有确立了这样的领导权，我们党才有可能团结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文化力量，在文化战线上结成浩浩荡荡的文化统一战线，为在政治上、经济上集中地彻底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提供坚强的文化支撑，并确保中国未来文化的社会主义前进方向。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毛泽东在《讲话》精神的基础上，针对思想和文化建设上的“单打一”等片面化、绝对化倾向，提出了“双百”方针。在如何正确对待古今中外一切人类优秀文化的问题上，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思想。既同全盘西化倾向划清界限，又同文化保守主义划清了界限。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对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传统、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先进文化建设宝贵经验的继承和发扬。

　　朱佳木在讲话中指出，毛泽东的《讲话》具有非常鲜明的生命力和极强的现实意义，它的精神没有过时。作为一个历史文献，《讲话》当然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我们要把其历史局限性和精神实质区分开来，要把后来给《讲话》附加的错误的解释和《讲话》本身区别开来。在阐明对待《讲话》应有的科学态度之后，朱佳木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学习《讲话》精神、从中汲取经验的问题。一是要重视思考和解决《讲话》中作了明确回答、现实中仍然存在的那些问题。如文艺创作要不要为多数人，为劳动群众服务；文艺创作应当迎合低俗，搞自我表现，还是应当反映真善美，弘扬正气，宣扬英雄；文艺创作对国外文艺应当简单地模仿、照搬，还是对好的东西加以批判地吸收；文艺创作应当深入生活，还是闭门造车；文艺创作能不能从抽象的“爱”出发；评价文艺创作的优劣要不要看效果，要不要看政治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到底是什么关系；文艺创作要不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艺工作者中的党员要不要坚持党性和立场等。二是重温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对于加深对《讲话》的理解很有好处。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是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力作，他把文艺工作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高度来加以强调并提出要求。三是新中国文化史的编纂和研究仍然要以毛泽东《讲话》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和判断是非的标准。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准发言指出，根据《讲话》精神，文艺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文艺创作必须反映现实生活。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都不断阐发这一基本的文艺理论观点和文艺创作要求。概括起来有五条：一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创造文艺的唯一源泉；二是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是无条件的；三是深入群众必须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四是文艺工作者要转变立场；五是文艺工作者写出的作品最终要满足人民群众各种需求，包括娱乐、审美的需求，同时也要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上述这些原则都是常识性的东西，也是经过古今中外文艺创作的历史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但是，当今文艺领域在局部范围内出现了一些与深入群众生活的要求背道而驰的现象和作品，从根本上颠倒了艺术和生活的关系，颠倒了艺术创作规律。这些虽然是局部的情况，却不能不引起重视。为此，要进一步弘扬《讲话》精神，把“文艺要反映群众生活”的号召变成切实的制度和做法。

　　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仲呈祥在书面发言中指出：《讲话》的精髓是贯穿始终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一是它精辟地阐明了文艺的服务对象、表现对象和创作主体都是人民群众这一唯物史观的精神。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下，在开创“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艺繁荣局面过程中，尤须继承坚守这一精神。二是《讲话》的精湛辩证思维体现在对文艺与生活、普及与提高、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动机与效果等一系列重大关系上。我们对待文艺工作的普及和提高，评价电影、电视剧、出版物的经济效益和精神价值，运用和发挥市场对文艺资源的配置作用等方面，都不应忘却辩证思维。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炯在会上发言说，《讲话》阐述的理论内涵，不但反映文艺发展的规律，许多方面也反映文化发展的规律，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和文艺，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南。列宁早就提出，文艺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但是关于“如何为”的问题，结合实践去做理论上的透彻阐明却是《讲话》的新贡献。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时代文化和文艺是延安时代革命文化和文艺合乎历史逻辑的延伸，是延安传统在新的历史时代的拓展和发扬。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和文化“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在实践中并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在这一问题上的种种偏颇乃至完全错误的观点如果不能得到正确的认知，就必然要干扰、妨害文艺和文化真正为人民群众服务，文艺和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的事业，面临着与延安时代不同的历史条件。但是，延安时代又与今天具有相同性，都为开辟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光辉未来而努力。因而《讲话》所昭示的真理仍然具有实践的指导性。

　　来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也在座谈会上发了言。与会学者充分肯定了《讲话》在中国当代文艺史特别是在新中国文艺和文化工作中所发挥的重要指导作用，深刻分析了《讲话》的重要内容在今天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与会学者认为，《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划时代的文献，所阐述的理论内涵，不但反映了文艺发展的规律，许多方面也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规律，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文艺，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