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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回眸历史，总结建国初期巩固政权的成功经验时,不能不为毛泽东那胆识过人,气魄恢宏的治国艺术所折服。兹试举二、三述之。

　　一、抓住主要社会矛盾，"三套锣鼓一起敲"

　　建国之初,矛盾复杂,问题成堆,百废待举,困难重重。一方面,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非常急迫的任务,另一方面,繁重的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尚待进行,而复杂的阶级斗争仍继续存在。千头万绪，第一位的是提纲挈领，准确地抓住主要社会矛盾。

　　工人阶级取得政权,领导社会经济生活以后,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逐渐突出起来,这时,如果头脑不能保持清醒,注意力很容易就被这种逐渐突出的矛盾所吸引,不能从复杂交错的阶级关系的全局看问题,把反对资产阶级当作主要任务,急于搞掉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在建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共产党内已经表露出这种倾向。报纸上不登鼓励资本家组织工人开工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章却屡见不鲜。许多私营工厂停工,1949 年7月对上海86个行业调查显示,在13824家私营工厂中,开工的只有4457家,占32.24%,停工的有9367家,占67.76%。开工工厂的开工率也很低,不过40- 50%,甚至20-30%。正是在此背景下,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前往天津宣传解释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是限制利用而不是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有三个敌人,四个朋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这是敌人阵线,这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如把资本家当作斗争对象就犯错误,就紊乱了自己的阵线。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对克服党内"左"的倾向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5月, 由刘少奇起草经毛泽东修改以中央名义致东北局电中明确认为: 在执行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中出现的"左"的倾向, 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在根本上是相违背的。1949年到1950年初,我国经济领域先后出现4次物价大涨风。这其中,固然有军费开支大,人民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原因, 但"资产阶级同我们较量",投机资本兴风作浪也是重要原因。由此,提早消灭资本主义的"左"的情绪再一次滋长起来。在同年 3、4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会议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团结为主,还是斗争为主；是节制资本,还是挤垮资本,就是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有的同志在发言中强调"斗"和"挤",认为今天的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民族资产阶级,国营经济要"无限制地发展"；"越发展越要排挤私营","大资本家要停工,就让他停", "对私营不必扶持,甚至禁止"等等。针对这种情绪,毛泽东在讨论会的一份发言稿上写下重要批语,他强调指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我们"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这是建国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会议确立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总任务以及为此必须进行的各项工作和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和闭幕式上的总结讲话,论及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的人。"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为此,他提出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 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 以孤立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和地主阶级。他强调："我们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这是对于建国初期主要社会矛盾问题的精辟分析和战略策略方针的明确指示。毛泽东还解释说,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 现在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要"各得其所"。对公私企业应看到性质不同,但待遇上应一律看待。这叫"有所不同",而又“一视同仁”。"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同他们作斗争,另 一方面要团结他们。"在此稍早一点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准确地抓住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的残余势力这一主要社会矛盾,把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放在适当的位置和给以适当的处置,从而避免了因过早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产生的社会震荡,使新生政权在矛盾交织的复杂社会状况下得以巩固,表现出毛泽东善于在风云变幻中,敏锐地洞察形势,善于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把握事物本质的成熟政治家的睿智。

　　明确了主要矛盾后,如何解决和处理好这一矛盾仍是一门学问,特别是当客观情况是一个变量而非常量的时候。

　　完成土改和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是七届二中全会和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已经确定的任务。1950年3月,毛泽东就 为制定有关土改政策而征询有关方面的意见。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改法就颁布施行了。中共中央、毛泽东认为在农民运动业已 开始有准备的地区,可以从秋季开始实行土改。同样,3月,中共 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对反革命活动, 给以严厉及时的镇压,以巩固地建立人民的革命秩序。可以说,土 改和镇压这两项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已经开始进行了。但就在这时, 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朝鲜战争爆发了。

　　朝鲜战争使局势变得复杂起来。它既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发展为同美帝国主义直接的较量,又使国内各项工作已经敲定的盘子面临着是否变更调整的问题。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内部意见分歧很大,不少人对于出兵朝鲜颇多顾虑,其中政治上的因素就是考虑到土地改革尚未完成,国内土匪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外御强敌时,怎能不先安定自己后方?

　　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审时度势,反复权衡,认为:"能战然后能和",同美帝国主义者的较量不可避免,迟早要打,则晚打不如早打,打烂了,还可再建设。下定了打的决心,同时又并不因为派兵赴朝而延缓或改变国内的阶级斗争,也就是不顾此失彼。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核心认为,三中全会所决定的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革运动和经济恢复与建设工作,不能停止下来,相反,应当充分动员抗美援朝所激发出来的全国人民爱国主义的团结力量,大力促进国内各项工作的完成。从而,形成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头并进的局面,即所谓"三套锣敛一起敲"。

　　人们常常认为:中国人民历经战乱,刚刚得以喘息,又要同世界上头号强敌美国较量,这个决心实在难下,却不曾想到,三大运动同时进行的艰巨性。毛泽东举重若轻,大气磅礴,指挥全 国人民把这三套锣鼓敲得有声有色。这是毛泽东"十个指头弹钢琴"的党委工作方法在治国艺术中的灵活运用,也是毛泽东总结抗日战争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性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成功发展。

　　抗美援朝是反对帝国主义；土地改革是反对封建主义；镇压反革命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这三大运动都属于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性质，符合七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总方针。因而,三大运动相互结合,取得相得益彰之效。抗美援朝极大地唤起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社会改革,对比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踊跃参军参战,反革命分子的捣乱破坏愈加显得卑鄙无耻,也愈发激起人民的愤恨。高扬的爱国热情也有力地推动人民群众向农村封建剥削制度彻底宣战。镇反运动的胜利,使人民政权更加巩固,造成我国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社会安定局面,抗美援朝也有了可靠的后方。土地改革顺利完成,广大翻身农民焕发了极大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为支援朝鲜前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

　　毛泽东不仅抓住主要矛盾,而且抓得轻重有度、缓急有致。须知,三大运动同时进行不等于同步进行。毛泽东等领导人虽然对入朝参战的政治目标和作战目标的前后认识有所变化,但一开始却认定战争不会在一两年内结束,因为这主要是不完全取决于我方,美帝国主义不碰得头破血流,不会善罢甘休。既然如此,土改和镇反就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在短时期内完成。毛泽东在志愿军入朝前后的10月和11月连续发出若干指示,要求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没股匪,加速进行土改,"拖延就是失策"。要求凡未向中央汇报镇反情况的各中央局及分局、省委等年底以前一定要做一次专题报告,"不要延误"。由是,全国迅速出现一个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局面,并从根本上扭转了此前一段时间镇反工作中"宽大无边","有天无法"的右的偏向。土地改革在各级政府的有力领导下,也搞得生气勃勃。

　　当三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以后,毛泽东又倾注大量精力,从政策上加以指导,使之健康发展。1951年2 月,毛泽东针对有些地方土改忽视发动群众的偏向,指出,土改工作应当加快,并不是要求违反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在群众还没有起来,基层组织还不可靠的情况下,就不要生硬地不成熟地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4月,毛泽东又明确指示,土改过程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普遍进行清匪反霸退押减租,打退地主政治优势；第二阶段,划分阶级,没收征收,消灭地主阶级；第三阶段,实行复查教育,发土地证。他要求各新区均应按照这三个阶 段的各项步骤去做,不要省略或跳跃。新区土改遂走上分阶段有步骤发展的轨道。在镇反运动中,毛泽东最早提出对反革命分子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话可说。当有些地方出现了工作粗糙及错捕错杀的过"左"现象时,毛泽东及时作出严格划分具体政策界限,精细审查捕人名单和控制捕人杀人批准权等决定,以及对多数犯死罪分子实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

　　"三套锣鼓一起敲"不仅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还为以后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二、"三年准备,十年建设"和 "边打、边稳、边建"

　　恢复被连年战争极度破坏的国民经济,是新生政权必须全力以赴去完成的迫切任务,这一关过不去,共和国将无以立足。因此,建国后的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也及时地作出了用三年左右时间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策。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抗美援朝的国际主义义务。如何根据这种新的特定历史条件确定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战略,成为考验决策者有无创造性,能否及时提出新的奋斗目标的关键问题。

　　1951年2月,毛泽东在部署1951年工作时提出“三年准备, 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构想,并且指出,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明白,准备时间,从现在起,还有22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工作。在此稍后的3月,毛泽东在刘少奇送他审阅的报告稿上写道:"‘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请你在会议上讲一下,使他们有所准备。" 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时提出的是用三年或者还要多一些时间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同一年,他还说过"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的设想。现在在战争进行的情况下,不再讲用三年五年,反而进一步明确是"三年准备"。何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一年来的工作进展顺利。经过财经统一、调整工商业,物价稳定了,工商业的困难状况迅速得到扭转,"只此两事,天下大定。"用三年完成恢复任务更有把握,无须再说"五年"或者 "还多一些时间"了。为了不延误时日,告之全党高级干部从现在起,还有22个月,时不我待,宜早做安排。"十年计划经济建 设"的设想则是把三年以后的前景确切地提到全党面前。多年来 我们都是把中国的工业化当作奋斗目标,现在就要变成直接行动了,当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实现这一任务作直接准备。毛泽东认为,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明确这一思想,有利于在三年准备之后,不失时机地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由革命转入建设,而 不致延宕实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从而更自觉地将所担负的各项工作,同党的总方针联系在一起。

　　这是毛泽东治国艺术的又一特点,高瞻远瞩,远见卓识,善于从战略高度、战略全局观察、分析问题,又善于从事物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中透视未来,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 鉴于战争的规模虽然较大,但毕竟在国外,国内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的运行,不必要像全民族抗战那样转入战时体制,因此, 党中央毛泽东又提出"边打、边稳、边建"这一正确方针。在这里,"打、 稳、建"三者是有机的整体。打,理所当然放在第一位,因为力争战争胜利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在财政上需要增加军费及相关事 项的支出,其他诸项势必相对减少；稳,是稳定市场,市场一乱, 不光财政、金融受到影响,还会引起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政治意义不可忽视；建,是根本,经济建设不断发展,才能打得起,稳得住。“边打、边稳、边建"的深刻涵义就在于：正确处理战争期间国内经济生活的各种关系,仗要打好,经济要稳定,还要不失时机地进行力所能及的最急需的重点建设,为即将开始的有计划大规模建设准备必要的条件。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直接领导经济工作的陈云在关于 1951年财经工作的要点中指出:三年准备,所剩时间不长,而我们需要准备的事情多得很。财经部门要计算一下财力,看三年后我们能收入多少,支出多少?要考虑到两个五年计划要建设什么东西,在国防、工业、农业、水利、交通方面,大概一年投资多少。同时计算经济、文化、国防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预先把各方面的建设规划一下。

　　限于篇幅,在这里,对"打"和"稳"的具体措施不去一一 叙述,值得一提的是"建"。在保证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党和政府指导经济建设及时地开展了重点建设。 重点之一是水利。人民政府在有步骤地实行土改和农业互助同时,领导农民兴修水利,防治水旱灾害。三年恢复时期,国家 用于水利建设的经费约7亿元,占预算内基建投资的10%以上。 组织了2000万人参加水利工程建设,挖掘土方17亿立方米以上, 相当于挖掘10条巴拿马运河或23条苏伊士运河。全国24000多公里堤防,绝大部分进行了培修。对水害比较严重的河流,如淮 河、沂河、沫河、永定河、潮臼河等开始了全流域的根治。对长 江、黄河也采取了临时性的防御措施。经过治理,初步控制了几 百年来到处泛滥的洪水,使全国水灾面积由1949年的1亿多亩下降到1952年的1600多万亩,扩大灌溉面积8018万亩,对农业增 产产生了明显效果。国家还采取一系列保护与奖励农业生产的政 策,像制定合理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鼓励农民按照国家开划种 植农作物；发放农业贷款；改良农业生产技术等。农业生产迅速 恢复。1952年农业总产值461亿元,比1949年增加41.4%,平 均每年增长14.1%。粮食产量1952年3278.3亿斤,比1949年增 加1014.7亿斤,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份278.4亿斤,平均每年增收 338亿斤。

　　工业中的重点是发展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在恢复时 期,国家用于交通运输建设的经费约17.7亿元,占基建投资总额的26.7%。到1950年修复铁路14089公里,桥梁94.5公里,使 原有的铁路基本畅通。接着以大量投资修建新路,到1952年,建 成三条新线:来睦线(广西的来宾至睦南关)、成渝线(四川的成 都至重庆)、天兰线(甘肃的天水至兰州|),总长1263公里。公路、 航运也有相应的发展。新建公路3846公里,主要分布在交通不发 达的偏僻地区,如西南的康藏线、西北的新兰线。西宁黄河沿线 等。1952年公路通车里程由1949年的8.07万公里增长到12.67 万公里,增长57%。内河航运里程由1949年的7.36万公里发展 到1952年的9.5万公里,增长29%。当时我国第一大商港一一塘沽新港经过15个月的建设,也于1952年10月完成第一期工程, 并胜利开港。电力、煤炭和钢铁等重工业建设也摆到了重要地位。 国家用于重工业的投资21.6亿元,大部分投在了恢复与改造原有 企业。新建企业3300多个,其中大型企业占4%。生铁、煤、石 油、锡等原材料、燃料的生产能力获得大幅度增加。1952年工业 总产值349亿元,比1949年增长149.3%,平均每年增长34.8%。 钢产量135万吨,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份42.7万吨；原煤0.66亿 吨,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份0.04亿吨；发电73亿度,超过解放前 最高年份13亿度；原油44万吨,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份12多万吨； 棉纱65.6万吨,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份21.1万吨。 随着工农业的恢复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明显改观。从1950年 至1952年,财政收入从65.2亿元上升到183.7亿元,增长了近 2倍；财政支出从68.1亿元上升到176亿元,增长了1.58倍。从 1951年起,财政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结束了解放前长期 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自1950年3月物价得到基本控制,三 年中一直保持了稳定,如以1950年3月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为 100,则1951年为94.6,1952年为93.7。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有了显著改善和提高。就业人数逐年有所增加,全国职工由1949年的800万人增长到1952年的1580万人,增加97.5%,旧中国 遗留下来的严重失业现象正在逐渐消灭。职工平均工资1952年达 到446元,比1949年增加70%左右,一般都达到或超过抗战前的 水平。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在1949年只有60万人,1952年增加 到330万7人。5亿农民的生活也随着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而改善,农民收入一般都增长了30%以上。

　　这说明,在"边打、边稳、边建"方针指导下；经过"三年准备",不仅巩固住年轻的人民政权,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而且国力有所发展,为下一步"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统一 战线工作是否还具有那么重要的作用,无论在共产党内还是在党外,都曾因历史条件的改变而产生糊涂认识。毛泽东站在历史责任感的高度,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讲清楚。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原理,应该规定为我党实行统一战线的基本指导思想,为全党全国在人民民主专政时期继续坚持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进而指出,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为了孤立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的人,全党必须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1950年4月整党时,毛泽东把统战工作列为整党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凡有统战部门的地方都要注意"检查党的统战工作"。在与中央局及大城市党委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谈话时,毛泽东建议他们每年要开两次统战会 议,一次大的,一次小的,专门研究统战工作。

　　根据毛泽东在政权建设中,要"网罗民主人士"、"一定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的指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中都安排了一定比例的民主党派人士担任职务,并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做出成绩。实现各党派亲密合作。

　　毛泽东的统战观,不单是团结民主党派,对他们在工作上尊重,生活上照顾,更着眼于让他们在现实斗争中得到锻炼,藉以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在实践中逐步地完成思想改造。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决定接受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府的请求,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的一部分人认识明确,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拥护我国政府对美帝国主义的严正警告。但也有一些人存在着种种顾虑,有的惧怕美国的原子弹,怕战争；有的怕"引火烧身"；有的主张"自扫门前雪","关起门来搞建设"等等。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李维汉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政治协商,向他们讲解形势,陈述利害,说明我党抗美援朝主张的必要性和必胜的前途,解除了他们的顾虑。为了使 抗美援朝成为全国各党各派的共同责任,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等8个党派发表了 《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支持全国人民广泛地热烈地要求用志愿行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的合理要求,支持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表达了把这一正义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 此后,各民主党派积极行动,各自动员他们的成员投入抗美援朝运动。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工商界、知识界、宗教界、妇女界等各界人民群众还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和时事教育,普遍提高了各阶层人民的觉悟,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朝鲜战争失利而产生的混乱思想 和反动谣言为之一扫,百余年来在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下形成的民 族自卑心理也为之一扫。1950年11月30日,天津工商界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毛泽东特致电表示欢迎,认为全 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 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反侵略斗争就一定要胜利。正是有效地组成了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反侵略斗争就一定要胜利。正是有效地组成了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全国各阶层人士踊跃投入支援前线的各项活动,捐钱献金,努力生产,积极报名赴朝鲜前线慰问最可爱的人,万众一心,同仇敌"向。

　　土地改革初起时,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多数人赞同中共中央的意见,但一些人仍有各种疑虑,有的为了照顾地主的面子,主张"和平土改"。有的替地主说话,说"地主养活了农民"。 有的散布"江南无封建"。有的甚至抱着不满或抵触情绪。面对此种情况,毛泽东不是用降低自己的政治要求来迁就同盟者,而是通过民主协商,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同盟者的觉悟提高到党的纲领的高度上来,引导同盟者一道前进。建立比过去更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

　　毛泽东十分重视北京市组织大学教授及民主人士参观视察土改的经验,要求《人民日报》多转载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同时向各地大力提倡这种做法,指示应该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便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坏的, 让他们议论纷纷,这样才能教育他们。1951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期间,还专门谈到让民主人士到各地参观视察土改工作。他说,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观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他们先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应该欢迎他们去看。针对一些地方对于民主人士的视察和批评缺乏欢迎的态度,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做。我们做了什么坏事呢?有什么怕人家看的呢?他强调,对于工商业家、宗教家、校长、教员、开明绅士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决不能置之不理。这个办法屡试屡验,写万言书也好,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好的接受,不好的解释。如果不进行教育,有事不让他们与闻,是不对的。

　　民主人士参观视察土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凡是到农村看了的,回来都有进步,有的人说,过去只有地主的感情,这次看了土改,听了农民的诉苦后,才有了农民的感情。绝大多数人都 对土改和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一种极大的社会推动力,正是由于形成了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才使得土地改革这一彻底推翻封建剥削制度的伟大斗争,如摧枯拉朽,在短短3年间就胜利完成了。

　　在镇反运动中,一方面通过积极宣传党和政府关于镇反的方针政策,号召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和检举反革命分子,一方面对涉及到的一些民主人士,特别是高级民主人士的家属和亲友,适当地予以照顾。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在镇压反革命中处理涉及民主人士爱国分子问题的指示》、《关于在土改和镇反中对高级民主人士家属照顾和宽大处理的规定》,指出,我们对于解放前已经开始参加反蒋斗争,已经与我们合作的民主人士特别是高级民主人士,对于真正起义的军官在土改和镇反中,必须有意地予以照顾或宽大处理,这对于统一战线和革命胜利的巩固是十分必要的,决不可不加区别地把他们与一般反动地主和反动军官一样对待。对于上述人士的家属(祖父母、父母、子女、兄弟和妻室)还作出照顾和宽大处理的具体规定。这对于巩固统一战线,取得镇反运动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同欢迎和鼓励民主人士参观视察土改一样,毛泽东也积极主张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审理反革命案卷,认为这样可以打破我们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事实证明,让党外人士与闻镇反和参加审案工作,不仅使他们亲眼目睹反革命分子对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危害,亲身经历群众斗争的教育和锻炼,而且对于克服镇反工作中草率粗糙作风,不按法律程序办事的做法,纠正"左"的偏差,也有不可忽视的检查、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