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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十大关系》是1956 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这篇著作，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之际，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

　　《论十大关系》发表的背景

　　1956 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此时，国际形势总的特点和趋势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逐步走向缓和。中国由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但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也同一些民族主义国家以至西方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种情况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何抓住发展的机遇，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便成了党的领导人不能不考虑的重要问题。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大事，则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56 年2 月，苏共二十大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苏联模式的迷信。这就促使党的领导人警醒，促使他们借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从准备党的八大文件，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开始的。1955 年12 月，刘少奇为主持起草中央向八大的政治报告，约请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了解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得知后，也要求听取一些部门的工作汇报。于是， 从1956 年2 月14 日至4 月24 日，在43 天时间内，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连续听取了国务院34 个部门的汇报。从4 月下旬起，毛泽东又听取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汇报。另外，还看了许多大工厂的书面汇报。

　　十大关系是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逐渐归纳概括出来的。第一阶段的汇报结束后，毛泽东归纳出沿海与内地、轻工业与重工业、个人与集体三大关系。第二阶段汇报结束时，又归纳出三大关系，即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地方与中央，少数民族与汉族。不久，又提出了其他四个方面的关系。

　　1956 年4 月25 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之后，中央政治局连续讨论了3 天。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毛泽东进行修改补充，于5 月2 日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

　　《论十大关系》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公开发表，只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作过传达。1965 年12 月15 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将《论十大关系》印发给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学习。这次整理稿，以5 月2 日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吸收了4 月25 日讲话记录稿中的部分内容。毛泽东看了整理稿后批复：“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

　　1975 年，邓小平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由胡乔木具体主持，将毛泽东两次讲话记录稿重新整理，形成了一个新的整理稿，恢复了以前删去的重要内容。7月13 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当天，毛泽东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1976 年12 月26 日， 经毛泽东生前亲自审定的《论十大关系》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随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99年6 月，收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对于马列主义理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对于外国的经验，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者一概照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所分析的十大关系，或者说十个问题，都是在借鉴苏联教训、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前五大关系主要讲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后五大关系主要讲政治等问题，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各方面调动各种积极因素。

　　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说：“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毛泽东强调：“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还提出，“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毛泽东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 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

　　关于是非关系，毛泽东说，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毛泽东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 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上述论述，表明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初步的系统思考。正如他自己所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论十大关系》的贯彻和发展

　　《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基本思想和方针政策，在党的八大及其稍后的决策中，得到了较多的体现和进一步发挥，产生了积极影响。

　　1956 年8 月30 日，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大会的目的和宗旨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9 月10 日，他又在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希望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不要像民主革命时期那么多和那么长时间的错误，避免栽那么多筋斗。

　　9 月15 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全面体现了《论十大关系》的有关精神。在报告中，刘少奇讲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问题，工业布局上沿海和内地的配合问题，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生活问题，争取百分之九十的合作社社员收入增加的问题，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问题，汉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问题，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问题，以及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正确的态度问题，等等。

　　9 月16 日，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也体现了《论十大关系》的相关精神。他结合“二五”计划建议，具体阐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问题，沿海和内地间的工业布局问题，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问题，民族工作问题，以及正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调动地方积极性的问题。

　　11 月10 日至15 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在题为《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中，总结了波兰、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提出应当遵照毛主席关于“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指示，不能把同人民的关系搞得太紧张。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1957 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控制数字的报告》，指出：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缩下来。

　　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八大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57年9、10 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陈云主持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商业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的3 个文件，作出了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向地方下放缘由中央掌握的一些权力的规定。

　　遗憾的是，以《论十大关系》为开端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势头没有能够保持下去，八大前后取得的很多积极成果在1957 年后遭到了背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总结过去犯错误的教训，又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丰富和发展了《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某些思想和方针。1995 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提出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同上世纪50 年代已有很大不同，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处理好的基本问题依然没有多少改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学会毛泽东的方法，从战略上、全局上观察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

　　(作者系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