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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长时间内，由于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这种目标还只是个美好的远景。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随着建立新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要求，这个问题便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毛泽东在领导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时，早已看清时局发生的深刻变化，着手筹划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

　　一九四七年十月，当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毛泽东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2]五月一日，毛泽东致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沈钧儒，提议由中共中央、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发表联合声明倡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3]中共中央的号召，得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

　　从一九四八年八月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在北平解放前夕，毛泽东和周恩来又致函在上海的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4]北平解放后，已到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汇合到北平。

　　这时，各种全国性的人民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一九四八年八月，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接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一九四九年三月至七月间，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相继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组织的筹备会也分别成立。这些全国性群众团体的成立，把社会各界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是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组织准备之一。

　　这样，不仅工农基本群众，就是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都已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后，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一九四九年春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由香山乘车来到北平城内，拜访北平师范大学代校长汤璪真、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他们有的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或同学，有的是北平九三学社的成员。毛泽东和他们畅叙旧情后，黎锦熙对毛泽东说：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新中国将要诞生，北平九三学社的人数不多，这个团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毛泽东听后，诚恳地对他们说：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毛泽东要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将是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说：关于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并将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各项职务，“所有这些，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他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5]

　　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毛泽东曾在六月十五日暂时从香山双清别墅移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以后，他进城时都住在这里。

　　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二十三个单位的代表共一百三十四人。毛泽东在会议的开幕式上讲话。他说：“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6]这次会议一致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

　　会议结束后十多天，为了进一步阐明将要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对外政策及国家的前途等基本问题，毛泽东在六月三十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是他用两天时间写成的。他在文章中说：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7]

　　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编好后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也同白皮书一起发表。毛泽东对这件事十分重视，认为是用来教育中国人民的一次极好机会。他写道：“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8]

　　在八月十二日新华社评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写信给新华社社长胡乔木说：“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应将各国评论中摘要评介。”[9]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发表的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10]毛泽东看到后，又函告胡乔木：“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广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11]他还接连给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中说：“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在第二封信中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12]

　　毛泽东自己从八月十四日到九月十六日，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评论中指出：自从一八四○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13]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14]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对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经验的总结，把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奋起的历程说清楚了。

　　新政协筹备会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六个小组，分别完成以下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起草宣言；（五）拟定中央人民政府大纲；（六）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

　　毛泽东就新政协所要讨论的各项问题，继续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交谈。先后会见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道：“毛泽东对这些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亲切有礼，一听说哪位老先生到了，马上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一些民主人士见到毛泽东总要先竖起大拇指，连声夸耀‘毛主席伟大’。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十分不安。一次，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李老先生一见面就夸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有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先生，事前他吩咐我：‘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敬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我在他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他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我说：‘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毛泽东不同意：‘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毛泽东就是穿着补丁衣服会见张澜，会见过许多民主人士。”[15]

　　对新中国的政体问题，毛泽东一直在思考中。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他认为，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他特别重视这种制度应有利于加强人民政权同群众的联系，发扬人民民主。一九四九年一月，他就批示：“各地新区外均应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首先是区、村人民代表会议，方能防止命令主义与官僚主义。”[16]八月初，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的电报，称：“你们已召开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甚好。此种会议有很大用，可以依靠它去联系群众，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华东所属各城市均应举行，并应看重此种会议。”[17]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参加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并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18]讲话时，毛泽东从衣袋里取出一封市民的来信，说：这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物价高涨；二是捐税多，失业多；三是共产党员吃苦耐劳，工作勤奋，军纪严明，这是好的地方。”要代表会议处理。会议当即决定延长时间，对前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十九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的电报说：“太原解放至今，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成绩很好。各地除石家庄、上海、北平已报告开会外，尚未据报开会，这是很不好的。”并且规定：“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须开各界代表会。”“你们应重视此事，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19]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出席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就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历来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问题，只有我们能解释。“对于必须集中的尽量集中，必须抓紧的要抓紧，例如对司徒雷登的外交问题。有人说我们只管政策不管事务。事务是管不胜管，政策问题是关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我们是抓紧大的人事、大的政策。我们要有些集中有些不集中，才能搞好，所以有些地方要给地方以监督之权。鉴于蒋介石的集权，我们是又集中又不集中，需要集中的集中。”[20]对于有着数亿人口的大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导原则。

　　八月二十八日，新政协特邀代表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从上海抵达北平。九月七日，特邀代表、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程潜由湖南到达北平。毛泽东都到车站迎接。宋庆龄到北京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早已在前门车站站台上迎候她。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热烈欢迎她前来共商国家大事。”[21]

　　程潜到北京时，正为毛泽东摄影的徐肖冰回忆道：“当程潜走下火车后，毛主席快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就在握手的刹那间，程潜的泪水流了下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还是毛主席先开了口，风趣地说：多年未见，您历尽艰辛，还很康健，洪福不小啊！这次接你这位老上司来，请你参加政协，共商国家大事。”接着，毛泽东把程潜扶进车里，两人同乘一辆车，来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晚宴时，毛泽东对程潜说：“二十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着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啊！经过八年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心让蒋介石来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四年内战，打出一个新中国。这是人心所向啊。”[2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是由周恩来负责起草的。九月三日至十一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起讨论修改这个草案。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纲领》草案作过多次修改。其中，他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府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准备，九月十七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和委员一百二十六人到会。会议原则通过常委会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同意将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两项工作移交给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向大会主席团提出报告的提议；通过常委会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会议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样，召开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准备已经完成。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毛泽东等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大会在欢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场外鸣放五十四响礼炮声中隆重开幕，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五分钟之久。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庄严时刻！

　　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这些话，说出了中国人民此时此刻的共同心声。他所说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使许多人热泪盈眶。代表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八十八人在会上发了言。特邀代表宋庆龄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23]

　　九月二十七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九月二十九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包括序言和总纲、政协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七章。这是一部中国人民的临时宪法。

　　九月三十日，政协全体会议，选出毛泽东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周恩来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二天就要诞生了。这是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流血奋斗所换来的。当夜幕将要降临时，毛泽东和政协全体代表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在这个庄严肃穆的场合，毛泽东满怀激情地朗声宣读了由他撰写的碑文：“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一夜，毛泽东彻夜未眠。第二天黎明，他将迎来中国历史上一个新世纪的开始。

　　注：

　　[1]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１２３７页。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７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版，第１４６页。

　　[3]　毛泽东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１９４８年５月１日。

　　[4]　毛泽东、周恩来给宋庆龄的信，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９日。

　　[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４月版，第６９３页。

　　[6]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１４６３、１４６６、１４６７页。

　　[7][8]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１４７５、１４７７、１４７８、１４７９、１４８０、１４８１、１４９９页。

　　[9]　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３日。

　　[10]　孙起孟：《关于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筹备和参加人民政协的二三事》，《迎来曙光的盛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版，第８９、９０页。

　　[11]　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４日。

　　[12]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版，第３３３、３３５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１４８４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１５１３—１５１６页。

　　[15]　李银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版，第２４３、３４４页。

　　[16]　毛泽东在晋绥分局关于党代会以后综合报告上写的批注，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０日。

　　[17]　中共中央致华东局电，１９４９年８月７日。

　　[18]　《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４日。

　　[19]　中共中央致中央局、分局电，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９日。

　　[20]　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７日。

　　[21]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１３３页。

　　[22]　徐肖冰、庄唯《历史的瞬间》，《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版，第２６６、２６７页。

　　[23]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９月版，第３１４、３１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