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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所组成的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国民党政府正像一艘破船那样将从历史上沉没。

　　面对这种急转直下的不利局势，两年多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把和平之门关死的国民党政府，忽然通过种种渠道，放出要进行“和平谈判”的空气来。

　　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又拒绝了他所提出的增加美援和公开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声明的要求，因此，不得不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表示要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同中共的“和谈”。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要求同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提出要以保存所谓“宪法”、“法统”及“国军”等作为谈判的前提。这就很清楚：他的目的不过是想保存国民党政府的地位，争取喘息时间，以便重新集结力量，卷土重来。

　　一向同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趁机以和谈为名，要逼蒋下野以取而代之。他们这样做，是有一定的国际背景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建议：劝告“不孚众望”的“蒋委员长退休”，而让“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李宗仁”，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李宗仁曾向司徒雷登表示：如果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而新的领导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十二月下旬，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的和谈部署”，加紧施加压力，逼蒋下台。

　　这场越来越热闹的“和平”活动，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要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在国际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似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刻，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辨别力和政治坚定性，及时地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他在党内能得到人们如此普遍的高度信任，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他用两天时间为新华社写成了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毫不含糊地指出：

　　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他用了一个著名的譬喻来说明这个问题：“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1]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至八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没有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林伯渠、罗荣桓、陈毅、刘伯承、高岗等这次也来了。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讲了话，他先对形势进行分析，指出：军事方面的形势，比九月会议时不同了。那时说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但慢一点对外公布。九、十、十一、十二，几个月情况变了。阶级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看得很清楚：解放了的城市中，人不走，学生教师不走，资本家不走，职员不走，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来。整个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战线都在崩溃和混乱中。“今年和明年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今天以前还不能下这个决心。美国是不是不出兵？不要去肯定它。准备它和我们打，以免在事情发生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我们愈坚决，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愈少。最近三个月，美国的政策是摇摆不定。几年来证明一点：美国人并不可怕。我们不乱搞，对侨民不损害他。党内有进步，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学会了政策和策略，一九四九年还要普遍地进行政策教育。接着，他提出了十六项任务，包括要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原则是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可能有右翼分子”。[2]一月八日，他在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他说：打完一仗之后，要立即提出新任务，这样他就不骄傲了，否则就会停止前进。[3]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表明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声明说：“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院；（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4]

　　三十一日午后，毛泽东在他的门口迎接了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和两个随行人员。一见面，米高扬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5]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苏共代表面谈，意义自然十分重大。二月一日到三日，毛泽东同米高扬正式会谈，周恩来、任弼时也参加了。毛泽东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关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新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人民民主专政更合适，更为合情合理。它是由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名义上不这样叫。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民主党派，与我们已合作多年了，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就是说，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是核心，同时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一战线工作。

　　关于胜利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说，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为此，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中国五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中国经济建设工作的发展可能会快些。

　　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说，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得很快，解放区的青年们踊跃参军外，我军还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虏人员，缴获的武器、物资也不少。现在战争的人力、物力补充主要来源靠前线。解放军本身也需要逐步现代化。将来中国无需维持过于庞大的兵力，而应实行寓兵于民的方针。

　　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关于解放战争的发展，毛泽东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在我们的解放战争进程中，还没有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阻拦。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这个形势，在往昔的中国是难以得到的。

　　我们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关于民族问题，毛泽东说，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几十个民族，汉族人数最多，其他如蒙、回、藏、维吾尔等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中国人并非只指汉族，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人。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民族间出现某些磨擦或纠纷，甚至是矛盾或冲突是难免的。但是今天可以比较容易解决。目前主要的是防止和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和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子。我军向前发展，很快就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了。因此，关于民族问题将会在最近制定出一套相应的方针、政策。

　　此外，毛泽东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状况，谈到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以及党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执行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等。二月四日和五日，任弼时和周恩来还分别同米高扬谈了一些问题。

　　二月六日中午，毛泽东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第二天，米高扬便乘机回国了。米高扬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6]

　　送走了米高扬后，毛泽东继续为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紧张的准备。当时，北平刚刚解放，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决定全会仍在西柏坡村举行。

　　七届二中全会从三月五日开到十三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有十一人，因为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二十人。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

　　毛泽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是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国民党剩下的一百多万作战部队。他指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以便开展新解放的广大地区的工作。

　　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他说，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对中国的经济状况，毛泽东分析道：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在现代性的工业经济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占第二位的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决不可限制得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实行“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我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全国胜利以后，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只要它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它们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毛泽东响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报告的最后部分，毛泽东在热情洋溢地指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巨大意义后，提醒全党要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的滋长，要警惕别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说了一句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7]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时，又强调地指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所以要普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并批评王明所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他说：马恩列斯是先生，我们是学生。现在编了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如果在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他在结论中还谈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8]

　　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对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从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两个半月中，四分五裂的国民党政府对“全面和平”喊得越来越热闹了。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兵临长江、南京城内已微闻炮声的情势下，众叛亲离的蒋介石被迫“引退”，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离开南京，由李宗仁出来代行“总统”职务。但蒋介石实际上仍掌握着对国民党政府残存的大权，并在筹谋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李宗仁在蒋介石“引退”的第二天，发表声明，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个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看起来，李宗仁政府似乎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开始和谈。其实，他只是想通过和谈，同中共实行“划疆而治”以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

　　毛泽东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他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还是复电李宗仁表示愿意同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托人转告李宗仁、白崇禧：“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们配合解决蒋系，才能站在人民方面。”

　　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石家庄西柏坡接见了以“上海和平代表团”名义赶来的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人，就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经过两天会谈，双方确认：“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共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致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

　　就在这一天，李宗仁正在广州劝说迁往那里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立法院迁回南京，遭到“行政院长”孙科的坚拒。一听到新华社广播愿同他进行和谈的消息后，立刻在二月二十五日从广州飞回南京，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了他们的“对共和谈三项原则”：（一）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共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条件；（二）有鉴于铁幕内各国之惨痛遭遇，政府断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方提议划疆而治；

　　（三）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这个“三原则”实质上仍是蒋介石的那一套。李宗仁自己心里也很明白。他后来说：“当然我也完全知道，除非我们能守住长江，使共方在谈判之外，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根据此三项原则来和我们谈判的。至于长江是否能守住，那当然又是另一问题。”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开完七届二中全会，在三月二十三日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9]

　　他们共坐了十一辆小汽车和十辆大卡车，毛泽东坐的是第二辆中吉普。车队下了山区，就进入华北大平原。行车途中，毛泽东很高兴，在车上不断同警卫人员说笑。他说：“今天又是三月份，为什么老在三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警卫排长阎长林说：“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号撤离延安啊。”“去年三月份呢？”“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三月二十三号，与去年三月二十二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向北平前进了。三年三次大行动都是在三月份。明年三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他又问：“进北平是要进的，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快。你们想到了吗？”阎长林说：“我们也没有想到撤离延安两年就进北平了。”毛泽东沉默了一会，说道：“咱们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10]那天本来是准备赶到保定的，因为路不好走，天黑以前就在唐县附近的淑闾村住下了。毛泽东住在村民李大明家里。他的卫士回忆：“这一夜毛主席没有休息，前半夜同村干部座谈；后半夜坐在小凳子上，趴在用木板支的床上写材料。”[11]第二天上午车队继续出发，中午到保定休息吃午饭，傍晚抵达涿县，住在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军部大院里。三月二十五日清晨，他们从涿县改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随后坐车到颐和园休息。下午，毛泽东积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到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一千多人，还有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傅作义等见面，并且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当夜，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在香山住下，毛泽东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他在这里住了半年，到九月二十一日才移居北平城内中南海的菊香书屋。

　　毛泽东到北平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三月二十六日，即他们到达北平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开始时间为四月一日；谈判地点为北平；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以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三十一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香山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毛泽东充满自豪地对他们说：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四月一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首席代表是张治中。从二日到十二日，先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磋商，酝酿协定的方案。

　　四月八日，为了推动谈判顺利进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张治中。他看了李宗仁的信后对张治中说：德邻先生虽同意按八项条件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看来对战犯的问题还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难吧？好，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又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再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果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就更好。对于今后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12]毛泽东同张治中长谈了四个小时，还邀请他一起吃午饭。张治中得知毛泽东、周恩来上一天一夜未睡，就告辞而归。第二天，毛泽东又同南京代表团的邵力子、章士钊交谈。第三天，同黄绍竑、刘斐谈。毛泽东在询问了黄、刘到北平的生活情况之后，对刘斐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泽东很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让李宗仁出来求和。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接着又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并扳着指头对刘斐、黄绍竑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他踱了几步后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毛泽东留下黄、刘二人一起吃饭。当谈到各人的爱好时，刘斐趁机将他心里还有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地问毛泽东：“您会打麻将吗？”毛泽东回答说：“晓得些，晓得些。”刘斐接着问：“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刘斐回忆说：“毛主席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我也会心地笑了起来。”

　　为了促成和谈成功，毛泽东还作了许多相应的部署。从四月二日至十一日，分别致电总前委邓小平、陈毅，第二野战军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张震，告诉他们：一、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军勿攻安庆，驻安庆桂军可以撤退等语。我们认为可不攻安庆，让安庆守军向武汉撤退；二、依据谈判情况，决定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到二十二日渡江；三、目前数日内（十一日至十六日）请令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尤其是芜湖、镇江对岸）。

　　四月十三日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讨论由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协议方案。张治中回忆道：“当时（南京政府）代表团同人有这样的一个共同认识：对国民党方面，认为失败是肯定的，我们既然注定失败，何必还一定拖累国家和人民。”[13]他们在会后提出一个修正案，包括修改意见四十多条。中共方面经过研究，接受了所提修改意见中的过半数，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十四日，毛泽东致电前线指挥员告诉他们：“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惟南京李、何、白、顾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此种干涉现已加紧）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14]要他们做好多种准备。十五日晚，谈判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张治中回忆道：这次会议以后，“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因此，在代表团内部“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15]并决定派人带文件回南京去，劝国民党政府接受。十六日，毛泽东又致电前线指挥员：“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四月二十日）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他历来主张遇事要作好应付各种可能的准备，叮嘱前线指挥员：“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16]

　　四月二十日，南京政府复电，断然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第二天，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17]

　　根据毛泽东和朱德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乘风破浪，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那天下午，“毛主席起床后，手里拿着《人民日报》号外，从屋里来到了院落的凉亭里。他坐在藤椅上，看起报纸来。因为报纸上登的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所以他看报纸时心情是很高兴的。看完报纸，也没有在院子里散步，也没有和任何人交谈，他就回到办公室里去了。在办公室里，又把报纸看了一遍，边看边在报纸上画了一些杠杠和圈圈。”[18]看完报纸，他就给刘伯承、邓小平写了贺电，又写了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两句诗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当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二百零四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城市的百分之六十三，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三。上海、青岛等地还驻有美、英等国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由于人心已去，士气涣散，已难以组织坚强有力的抵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中，不少人不愿再打内战，正在酝酿起义。大进军的形势十分有利。

　　为了实现解放全中国的任务，毛泽东经过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和前线指挥员磋商决定，以第一野战军（包括解放太原后的第十八、第十九两兵团）向西北进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担负渡江解放京、沪、杭、苏南、皖南、赣东、浙、闽全省；第四野战军先以一个兵团牵制武汉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三野战军的渡江，尔后在六、七两月执行江汉战役，并完成渡江准备工作，八月渡江。

　　随着进军形势的胜利发展，特别是上海即将解放，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进军部署作了新的调整。他在电报中指出：“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建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根据正在变化的形势，他在这个电报中分别规定了各野战军下一步的进军目标：第三野战军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第二野战军应准备在两个月以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第四野战军现有两个军渡江，还有六个军约在六月上、中旬渡江，“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并提出：在占领广西之后，四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第一野战军“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19]七月间，他又决定云南归第二野战军经营。

　　对解放台湾的问题，毛泽东也在考虑中。七月十日，他写信给周恩来，根据朱德的建议，提出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20]

　　这样，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制定出了一个“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战略规划。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毛泽东又提出一系列具体的作战指导方针。第一，“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这是因为，国民党的残余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现在人民解放军在兵力上已占绝对优势，只有把进攻的矛头集中指向各大中城市，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胜利的到来。第二，“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在渡江后的大进军中，国民党军队几乎是一触即退，尽力避免作战，准备在西南重新站住脚跟，进行顽抗，并在不利时将大批军队撤往国外。如果他们这个意图得逞，将给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带来不少麻烦。针对这个情况，毛泽东作出大胆而果断的决定：“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21]并具体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什么地方，“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22]对原在西北，这时正退据陕南汉中的胡宗南部，毛泽东提出：“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及使胡宗南部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以便稳住胡宗南。[23]他又指示：“胡宗南部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24]这种大刀阔斧的远后方、远距离的战略大迂回、大包围，和在陕南拖住胡宗南部以利全歼的方针，具有远见卓识和宏大气魄，是毛泽东歼灭战思想在战略进攻阶段的重要发展。

　　第三，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在西北，实行“钳马打胡”和“钳胡打马”。国民党在西北的军事力量，有胡宗南集团和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胡宗南集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二马是地方军阀，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五月二十日，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接着又控制了渭河南北地区。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25]六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在运动作战中击破了胡宗南和两马所部共二十万人的联合进攻，解放军第十八、十九兵团先头部队也相继开到西安、咸阳等地。胡宗南部退至扶风、宝鸡、凤县地区，二马退至*"州、长武地区，都想借助对方力量，互为犄角，阻止解放军进军甘、宁、青或南下汉中。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要求他们以部分兵力钳制两马，集中主力采取迅速行动以包围并歼灭胡宗南部四五个军。[26]第二天，他又复电彭德怀指出：如二马只作小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宗南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为费力；如两马作大的撤退，距胡部较远，就实行钳马打胡。[27]根据这个方针，第一野战军七月中旬在扶风、眉县地区，歼灭胡宗南部四个军四万余人，取得西进中的关键性胜利。

　　这以后，已遭受严重打击的胡宗南部退守佛坪、凤县及陇南地区，二马退至平凉地区，胡、马两部已经远离。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批准彭德怀实行“钳胡打马”的计划。八月二十六日，解放兰州，歼灭马步芳部主力二万七千多人。九月二十三日，解放银川，马鸿逵部全部覆灭。

　　第四，在采行战斗方式的同时，“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毛泽东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已要求人民解放军：“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28]

　　为推动和争取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接受和平解决，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渡江战役发起前，他就数次致电前线指挥员，要他们派人同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及苏南、皖南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将领联系，推动他们起义。八月六日，他致电彭德怀说：“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地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29]

　　毛泽东还亲自致电、致函给国民党地方高级党政军负责人，勉励他们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如程潜是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过去有过同共产党合作的关系，同蒋介石等有矛盾。一九四五年秋，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时，曾对程潜说过寄予厚望的话。一九四八年七月，程潜受到蒋介石、白崇禧等的排挤，由武汉行辕主任改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他已在考虑同共产党合作，实行“应变”。一九四九年三月，程潜的故旧章士钊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在南京见到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殷切期望，说明不咎既往，还将给予礼遇，使程潜坚定了起义的决心。程潜回湖南后，在六月间将他表示起义决心的“备忘录”通过关系送给毛泽东。七月四日，毛泽东亲笔复电程潜。电文是：“颂云先生勋鉴：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30]

　　程潜在七月十一日收到这个复电，反复看了几遍，高兴地说：“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顾虑很多，现在有了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讯，喜讯啊！”并表示决心“早日实现湖南和平起义”。

　　当时，准备追随程潜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因一九四七年六月坚守四平曾受到蒋介石的嘉奖，担心共产党不会宽容他，心里有所顾虑。毛泽东估计到这一情况，对章士钊谈过：“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嘛！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31]陈明仁看了章士钊给程潜的亲笔信，里面讲到毛泽东这一段话，顾虑尽除，加快了准备起义的步伐。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等在人民解放军策应下，在长沙宣布起义。这件事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震动很大，对加速中国南部的解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毛泽东还通过已站到人民方面来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对国民党剩余军队作争取工作。兰州解放的十三天后，也就是九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张治中，对他说：西北野战军已经由兰州及青海分两路进军新疆。希望张治中去电新疆军政当局，敦促他们起义。张治中表示：我早有此意，只是自五月以后，我同陶峙岳、包尔汉没有联系了。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在伊宁建立了电台，你如有电报，可发至伊宁再转迪化（注：即今乌鲁木齐）。

　　九月十日，张治中发电给陶、包称：“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32]这个电报，在九月十五日由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员邓力群从伊宁秘密飞往迪化时，转交给陶峙岳、包尔汉。九月十七日，陶、包联名复电张治中称：“新疆前途，承详切指示，至深感激。”并表示：“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九月二十五、二十六日，陶峙岳、包尔汉宣布起义，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底，在中国大陆上，除西南和两广等一部分地区外，都已获得解放。

　　注：

　　[1]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１３７５、１３７７页。

　　[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１９４９年１月６日。

　　[3]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１９４９年１月８日。

　　[4]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１３８９页。

　　[5]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版，第１９６页。

　　[6]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版，第３７５—３８４页。

　　[7]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１４２４—１４３９页。

　　[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３日。

　　[9][10]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版，第２２２、２２４、２２５页。

　　[11]  《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版，第２４８页。

　　[12]  余湛邦：《张治中机要秘书回忆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１０月版，第９７页。

　　[13][15]  《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２月版，第８２４、８４３页。

　　[14]  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并告二野、三野电，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４日。

　　[16]  中央军委致总前委，粟张，刘张李电，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６日。

　　[17][28]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１４５１页。

　　[18]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版，第２８１页。

　　[19]  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并告林罗，彭贺电，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３日。

　　[20]  毛泽东致周恩来信，１９４９年７月１０日。

　　[21]  中央军委致邓张李，并告林邓谭电，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２日。

　　[22]  中央军委致林邓萧，并告刘张李电，１９４９年７月１６日。

　　[23][27]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７日。

　　[24]  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并告林罗，彭贺电，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３日。

　　[25]  中央军委致彭张赵电，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６日。

　　[26]  中央军委致彭张赵电，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６日。

　　[29]  毛泽东致彭德怀并贺习电，１９４９年８月６日。

　　[30]  程潜：《回忆湖南和平起义》，《潇湘黎明》，湖南省文史研究馆１９９４年８月版，第８页。

　　[31]  陈明仁：《湖南义举》，《潇湘黎明》，湖南省文史研究馆１９９４年８月版，第１７７、１７８页。

　　[32]  《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２月版，第５８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