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中的韶山
韶山乡土文化是多姿多彩的。当舜帝自黄河历汉水而江、湘，他便给古老而未开化的荆蛮之地，带来了中原文化的气息。舜之南巡，与其说因雅爱这一方山水而流连(这是后来文人的附会)，毋如说这是作为北方文明南渐的象征。韶，作为中华音乐史上的图腾，她的内质乃最高境界的“至善至美”，也就是上古的圣主和百姓，都崇拜艺术与美与和平而非血腥、暴力与战争，舜就是通过前者感化南蛮，使荆楚之地首先从文化心理上与北方认同，而非完全凭武力将这辽阔的土地归并。
韶山，就是舜帝这种处事方式之样板，韶山也因此凝聚了远古圣人的功勋和几千年来中国百姓对“至善至美”，对艺术与和平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韶山在毛泽东诞生以前，已具备某些“圣地”的条件。
向善、爱美，也就成为我们所言韶山乡土文化最珍贵、最原始的风貌或曰她就是韶山乡土文化的底色或源头。
韶山古为苗蛮之地。舜，姚姓，有虞氏，名重华，相传因四岳推举，尧命他摄政。他巡行四方，使鲧，共工和三苗臣服。舜的南巡，为的就是征服三苗，将中原文化传人苗地。当时韶山位于荆州南部僻远，界乎汉、苗交错处而为苗所辖。舜至此，见一派峻岭崇山，登最高峰，闻鼓角齐鸣，苗民土著将他团团围住，呼啸呐喊声此起彼伏，舜没有动武，他以过人的胆识和非凡气魄震慑了“苗蛮”，他令随从演奏韶乐，清风徐徐，管弦之音，如丝如缕，悠悠飘下，那是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善之乐，弯弓搭箭，虎视眈眈的苗民在和美的乐声中，丢下武器，伴着节奏，与舜帝共舞。
除了属于北方似人似神的舜的传说，韶山也有关于本土文明的神话。祝融为南方的尊神，有时即与炎帝混称(“炎”就是火，烈火)，相传祝融莅临南岳衡山之先，在韶山呆了一段时期，因与滴水洞的藏龙发生争执，便南往衡山，故韶山属于南岳第七十一峰，至今，滴水洞口南侧一山仍名祝融。祝融火神驾临韶山的传说，反映了南方的本土文化在这里的最初积淀，而它的特点是既刚烈无比而又给人光明与温暖。火是红色的，故南方人普遍酷爱红色(毛泽东犹如此)。当然，这种火文化，稍后因舜的南巡而与北方文化融合。
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确立他最初的事业基础，开始是长达十余年的“文”的积累和对至善至美的人生理想的追求(从少年到青年)，但他还是不得不弃“文”尚武，举起那象征光明与火的“红旗”，发动秋收暴动，而他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就是在远古炎帝活动的中心地带，炎帝陵即位于井冈山麓的湖南酃县(今炎陵县)。但毛泽东最后向黄帝(汉文化鼻祖)皈依，他率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回归到黄帝的故土，也是华夏文明的故里——陕北。毛泽东最动人的诗篇《长征》，就写在这个“皈依”与“回归”的征途。，
作为印证这里流传的神话故事，是这一带古文化的遗存。
在一万年以前，韶山附近已有人类栖居。与韶山毗联，韶山山脉南麓的湘乡市金石、仁厚等地即发掘出了这一时期的石斧、石箭。这是整个湖南最古远的人类遗迹。在韶山西南麓的火坪乡(毛泽东外祖母家所在地)和湘乡市龙潭乡岱子坪，近几十年也陆续有考古发现，可证明韶山一带至迟在新石器时代即已有古人的栖居，稍后又有了汉文化的渗透。
大坪乡的农民在整地时，有时能拾到形如铲子、斧头之类的石块，人们称之为雷公铲，实际上就是磨制石器。1980年，湘乡县博物馆协同湖南省博物馆即于邻近大坪乡的龙潭岱子坪，清理出97座墓葬，出土磨制的石斧、石奔、石铲、石凿、石镞以及陶制的豆、杯、壶、罐、盆、碗、盂、小釜等原始生产生活用具，这说明远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韶山之麓已栖息着一个颇具规模的人类群体，并形成村落，成为湖南乃至中国古代“早期文化”的故土之一。而从出土的文物看，它们既有明显的古苗人和越族文化特征，又有若干中原汉文化的特征。这可以作为“舜帝巡狩韶山”这个传说的有力诠释。
舜至韶山，给这里留下了浓郁的人文之气，特别是创造了向善爱美的理想主义，从而成为韶山乡土文化最重要的内容，对毛泽东主席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影响甚大。舜在此演韶的动人故事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也给今人创制了许许多多迷人的风景点，如引凤山、引凤亭、韶峰、滴水洞、凤仪亭、风音桥、凤音乡等等，这些地方是毛泽东少年时代常常流连和感受乡土文化熏陶的佳境。
当然，祝融与大舜，系史前的带神话色彩的人物，他们不一定确有其人，可视为一种文化的象征，他们之登临韶山，最可靠的理解是：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华夏文明的种子已播散到了韶山，从而为以后这里开出一朵朵绚丽多彩的文化之花打下了基础。
二
夏、商、周三代，韶山默默无闻，但从其附近的湘潭、湘乡、宁乡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可知：韶山亦处在中国奴隶社会强盛时期灿烂文化的辐射圈上。1957年，韶山以南30公里内的湘乡县城郊牛形山出土了大批商、周文物．有铜鼎、铜尊、铜铙、锏觚和在宴会、祭祀时演奏用的成套编钟。其中铜铙重达40余公斤，下柄中空安木柄，口朝上，至今仍可奏出不同的音调。在湘潭，发现的商、周古遗址，出土的古文物也特别多。如1965年4月在花石金桥洪家峭出土的大小两口中国罕见(指其造型与装饰)的锏钟；1981年2月在九华公社佳化大队船形生产队出土的商后期青铜珍品琢尊，同年5月在青山桥高屯老屋出土的14件商周青铜尊、觯、鼎、锸等14件珍品；韶山北邻的宁乡更是出土了大量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商周青铜器。如民国二十七年(1938)在月山铺出土的四羊方尊(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1955年在黄材寨子山出土的善面纹铜 ；1959年出仕的人而鼎（为中国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之绝无仅有)，同年在枫木桥公社船山大队师古寨山顶出土的象纹大纲铙(共5件)；1983年6月在月山公社龙泉大队茶园生产队挖掘出中国目前最大的商周铜铙(重达221．5公斤)……
过去，谈中国古代史、商周青铜器，言必称陕西，殊不知．在湖南、在伟人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周围，古代文明也相当发达，出土的文物数量也如此之丰，在考古史上所占的地位也如此之重。这也就告诉人们，湘中地区在近代诞生了那么多奇杰伟人，如国画大师齐白石、经学史学家王铠运、大政治家毛泽东、刘少奇、大军事家彭德怀……这是与这儿深厚的文化沃壤相关的。而作为大诗人的毛泽东，最初也是从乡土文化中汲取过养分的。
韶山介乎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之间，其周围地区人迹活动繁盛，政治、军事、文化发达，说明在夏、商、周时代，韶山本身尚未得到深层次的开发，她还处在感受邻近地区文化影响的阶段。因为韶山地小而为山区，行政上也从属湘潭。
到了战国时代，韶山、湘乡、宁乡一线虽已脱离苗人的管辖，但这里仍是楚国的南缘与苗人对抗的前沿重地。当时，距韶山仅20公里之遥的湘乡城，其军事、战略地位甚至一度超过了长沙城。该城城郊牛形山，除出土大量商、周器物，还星罗棋布着春秋、战国时的墓葬，共达166座。1975年—1976年发掘的两座大型战国木椁墓，其中二号墓高
正是在战国至西汉，地处楚国南部边缘的韶山，其中心地带也有了人迹，在今永义乡白玉村黑皮冲即发现3处这一时期的古墓。这幢将人类活动痕迹由韶山边缘而大大内推了。也正是从这时开始，韶山乡土文化因战争的影响，而增加了一个新内容，那就是尚武精神，这种日后为毛泽东接受，也倾注于其诗篇中的精神。
秦代的韶山隶属长沙郡湘南县，西汉同此，到了东汉和晋代，韶山虽归属未变，但在这里将发生剧烈的事变，以至于给今天的人们留存了那时的遗迹。
近年来在韶山境内发掘东汉墓共达25处之多，晋墓也有两处。出土文物有兵器(铁斧、铁剑等)和五铢钱及瓷器、陶坛、铜壶等生活用具。生活用具说明这时的韶山人文激增，而东汉兵器的发现说明，东汉末年的战乱也波及到了韶山，特别是三国纷争给韶山影响甚大。传说关羽曾策马横刀进入韶山冲，今韶山毛泽东故居以西不过1公里的新塘山就保存了一处东汉墓。长沙在三国时已为军事重镇，吴、蜀在其地数次进行激烈的争夺战，而韶山在其西南不过百余里处，又当西往巴蜀、东去东吴，北上荆州，南下两广的战略要冲，所以为兵乱所及；而关羽由此往来长沙，亦未可知。
三国时吴、蜀以湘江为界，湘之西属蜀，韶山因在湘江西岸近30公里，一派峻岭崇山，从而成为蜀国与吴国交锋的前哨，所以，可以认为，留存于湘潭、韶山的大量东汉墓，很有可能乃吴、蜀交战之后阵亡将士的安息之处。
韶山乡土文化由此在祝融火文化和舜帝韶乐文化底色上，又注入了尚武精神，那是关羽、张飞这些猛将的遗响，它使这一块土地上的民众，变得更加剽悍勇武(古苗之地本也有这个传统)，几千年以求，尚武成风；在韶山冲，人们出于对大将关羽的崇拜，建起了关公庙，搭起了关公桥，以纪念他在这里射杀猛虎的功勋；而在韶山冲的东北入口处，建于唐代的清溪寺，也专门设立了一座关圣殿，内塑双目炯炯、威风凛凛的巨大的关羽立像……
湘中地区近现代武将迭出，特别是曾国藩率湘军从湘乡、湘潭杀出(其中有数百名韶山人，数十名毛氏族人)，使这里的尚武精神达到极致；在湘军扑灭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过程中，得到清王朝的封赏，数以万计的湘人，成为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和各级文武官员。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将详述。
当然，韶山乡土文化中的尚武精神，要等到后来曾国藩的湘军在邻近的湘乡崛起，方得到发扬光大，达罕极盛，并将影响到毛泽东，而东汉和两晋成为尚武之风吹拂韶山的开端。
三国归晋后，韶山一带趋于太平。韶山发现的魏晋墓葬仅有两处，出土文物也不见兵器，由此可知这种平和情形。又据史载，东晋永昌年间(322年)，陶侃领兵驻扎湘潭壶山，都督八州军事。陶侃为浔阳人，字土行，积功渐迁荆州刺史；苏峻叛晋，建康失守；温峤推陶侃为盟主，击杀苏峻，封长沙郡公，为八州都督。陶侃是最早来到韶山附近，而且对湖湘民风影响深远，有正史记载的大军事家。他领兵驻扎湘潭，加剧了这里的尚武精神。
南北朝时代，天下大乱，但因远离中原和中国东部，韶山保持着相对平静。那时，湘南县改称湘西县，韶山便随属湘西县，至隋开皇九年(589年)，又划入衡山县。
三
唐代空前大统一，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繁荣昌盛，韶山饱受其惠。从天宝八年(749)起，韶山正式归属湘潭县(湘西县改此名)，从此，韶山与湘潭紧紧连在一起了。
盛唐，也是韶山历史的盛世，那时，一种新的文化传人了韶山，它给韶山乡土文化又增加了一个新内容，这便是佛、道合一的文化。一批僧人，从长沙的开福寺、麓山寺等处而来，在韶山冲东北口筑寺，取“清风如故，溪水钟灵”之意，名清溪寺。保存至今的寺碑云：
湖广长沙府湘潭县三十九都清溪山法海寺……伏以清溪福地，乃唐朝上吉之造。
女僧溯韶河清泉而上，进入韶山冲幽秘处，攀上韶峰，在半山腰结庵，于韶峰顶亦建韶峰庵。
佛、道文化进入韶山，对后世发生了深远影响，一是给这里的山水，披上了一层神秘而浪漫的色彩。一是将韶乐文化的“向善爱美”发展到更高的层次。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他们增加了一种心灵的安慰，而其浪漫、空灵则对神话和诗歌，产生了发酵的作用。“韶氏三女得道于此，有凤衔天书至，女皆仙去。”这就是产生于唐代，关于韶山升仙的神话，后来的大量诗文，都常以此为题材，如毛兰芳所撰《仙女庵记》和《仙女庵词》、《胭脂古井词》。
可能产生于唐代的还有一个神话是《杜鹃花王》。今不妨简录之：
相传武则天当政时，韶峰上藏着一个生长千年的杜鹃花王，有缘的善良人才能见到。韶峰下住了个采药的独身老人刘义，他乐善好施，治病救人却不取报酬。这天他攀在山岩上采药，忽见一朵篮盘大的映山红，正惊讶时，那花忽一阵颤动，从花蕊上拱出一个美丽的姑娘。她问：老人家，有何事相求?刘义说：没有。姑娘微微一笑便不见了。
刘义采了一大篓山花，下到山坳，走入病人家．人们一见他便呆了：刘义已白发变青，明眉皓齿，返老还童。
这事被武则天知道了，命人追查，因武氏正渴求长生不老，官府拷问刘义，刘义坚贞不说，遂被打入大牢。这时，杜鹃花王悄至，让刘义同复老态，牢卒恍然，刘义逃出牢房，花王将他驭起，驭往山林……从此，刘义跟随杜鹃花王在韶山冲群山间云游，播散花种，一到春天，韶山远近，漫山遍野，都是火一样的映山红……
这个故事，将韶山人文精神推到一个极浪漫而美好的境界，她是佛、道文化和民间心理的共生物。
韶山的百姓，从唐代开始，有了信佛的传统，毛氏家族尤盛。毛姓在韶峰传说韶氏三女修道的旧址筑下仙女庵，又在家族的圣山木梓山附近建起慈悦庵。慈悦庵就是毛泽东历代直系祖宗信佛的场所。家族的佛风对毛泽东曾发生过不小的影响。
而对于诗人毛泽东，无疑，其浪漫主义最原始的源头，可能就来自他早年跟随母亲的信佛，特别是毛泽东诗歌中充溢着的真善美，正是他早年受母亲、受佛文化教导的真善美的发展与升华。虽然我们不能把毛泽东诗词中的浪漫主义和真善美等同于佛文化的浪漫空灵和慈祥、博爱、向善，但它们的确有着某种联系。
从唐代开始，韶山有了相当数量的居民，近几年考古发现：杨林乡磨石村磨石、善扶村蒋家湾、樟木坨、大坪乡黄田村花铺、新联村斋公坨的4处唐墓内，出土了开元通宝、青瓷罐、青瓷小坛、粉盒、铜镜和陶俑，这些文物已属日常生活用品，有的还是女性化妆品。唐宗之交，手工业也在韶山兴起，在如意乡综合场村曹家坝即发现一处唐宋窑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0．1—0．
唐代的韶山和湘潭，随着经济、文化走向繁盛，大批著名的文人墨客也由中原到此，从而将本来就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形诸笔端，从而为后世营造了浓厚的诗歌氛围，也使诗歌与文学成为这里的乡土文化又一重要内容。
绿水暖青萍，湘潭万里春。
瓦樽迎海客，铜鼓赛江神。
避雨松枫岸，看云杨柳津。
长安一杯酒，座上有归人。
(唐•许浑《送客南归有怀》)
湘潭春水满，岸远草青青。
有客钓烟月，无人论醉醒。
门前蛟蜃气，蓑上蕙兰馨。
曾授蒙庄子，逍遥一卷经。
(唐•释•齐已《湖南渔父》)
北风昨夜雨，江上早来凉。
楚岫千峰碧，湘潭一叶黄。
故人湖外客，自首尚为郎
相忆无南雁，何时有报章。
(唐•韦迢《早发湘潭寄杜员外院长》)
这都是唐代的诗人对湘潭和湘江风物的细致描绘，在他们的笔下，淡淡的旅愁与凄迷的景色融为一体。又如罗隐的《湘南春怀古》：
湘江春暖蕙兰薰，凫翳苒苒鸥著群。
洛阳贾谊自无命，少陵杜甫兼有文，
空阔远帆遮落日，苍茫野树碍归云。
松醪酒好昭潭静，闲过中流一吊君。
郑谷《湘江亭》：
湘江似伊人，湘人非故人，
登临独无语，风柳自摇春。
唐人笔下的湘潭，如此娇媚动人！应指出的是，其时湘江流域，仍被作为落魄文人的飘零地，这儿远不及中原繁华，却保存了自然的生态。唐代流落湘潭最著名的诗人是杜甫。他于大历四年(769）由潭州(长沙)往衡州(衡阳)而经过湘潭，并在这儿颇费流连，写下近十首诗篇，如他的《宿花石戍》：
午辞空灵岭，夕得花石戍。
岸疏开辟水，木杂古今树。
地蒸南风盛，春热西日蓉。
四序本平分，气候何回互。
茫茫天造开，理乱岂恒数。
系舟盘藤轮，杖第古樵路。
罢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
柴扉虽荒没，农器尚牢固。
山东残逆令，吴楚守王度。
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
我们看到，唐代诗人，特别是杜甫，以现实主义的诗笔，投向湘潭的自然风物，同时关注这里的时弊和民生疾苦，杜诗中就有“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之句。
佛教的空灵浪漫和儒士的现实主义，都是在唐代几乎同时注入到湘潭和韶山的乡土文化中的。
四
宋、元、明的韶山，为一处世外桃源。1989年，在杨林乡白翎村出土了一批宋代文物：一个外径10厘米，厚0．
元代，尤其明代的韶山，人文与经济获得了更大发展，韶山成为民众躲避战乱的场所。当中原和东部沿海人民流离失所，而这儿因属山区，远离大城市，人口反而增加，特别在元末的兵乱之后，大批江西老表入迁，至今，韶山绝大部分姓氏的始祖都是从江西来的。
在韶山乡朝阳村瓦碎塘、杨林乡善扶村可居场、窑山坨、磨石村磨石都发现了元代的古窑，出土了大量绿釉、豆青釉、黄褐色釉的碟、壶、碗的瓷片及坯模具等。甚至在今毛泽东故居附近的张家山上也出土了元明时代的一面铜镜和一颗“斩鬼士印”铜符。
这告诉我们，韶山真正意义上的大开发，是在元明之际开始的。江西移民的到来，使韶山的河谷地带出现了连绵的肥田沃野，一幢幢土砖茅舍，依山傍水而建，炊烟袅袅，鸡鸣狗吠，赶走了昔日的荒凉；就是在韶山冲这样的密林深处，也聚居了各姓人氏——其中人口最多的姓氏即毛姓，正是这个家族，孕育出了一位伟人。
韶山乡土文化发展到明代，又加入了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求真务实的农耕文化。
从明代开始，毛泽东历代祖先，务农为业。他的直系先人中，没有高官显宦，他们终年沉湎于农事，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直到他父亲，方改变那种小生产方式。毛泽东本人，在其少年时代也曾直接参加农耕(1906-1909年)。因而，一方面．他对农民和农村有了深切的体验，一方面，也在他的思想中注入了重农、民本观念，而在他的人格上也打下了农民的烙印(包括生活习性)，而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同样有了这方面的影子：他的诗有着农民一样的率真质朴，他的不少词章，关注农民的命运，在他的笔端流露着对农村战天斗地带来的变化的喜悦(如《七律•到韶山》、《七律•送瘟神》等)。
作为历史巨人的毛泽东，诞生在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时代，作为诗坛巨擘的毛泽东，亦同样如此。所以他的诗决不是浅吟低唱，而是黄钟大吕，呐喊着时代的最强音。
近代的100年中，在他的故乡，也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也表现出与民族、国家的同呼吸、共命运。这应当是韶山乡土文化中最为直接，也最为激烈地影响着毛泽东与诗的因素。
明末清初，湘潭、湘乡一带成为明兵与清兵的络绎往来之地。顺治四年(1647)，清兵攻取湘潭，五年八月，明将陈友龙来此。接着，马进忠、牛万才数十万人马，从常德方向经韶山溃退至湘乡，分驻四十多里，焚掠三月，次年，在湘潭与清兵遭遇，千村血洗，万灶烟寒，四乡无一片干净土，甚至于韶山冲那样幽秘的地方，也遭了战争洗劫——滴水洞外木梓山下的竹山大屋，即毛泽东的房祖(四世祖)毛震的老屋，也被“八贼所毁”。
韶山的经济、文化，在清中期，得到长足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各姓氏既以族为单位聚居，又交相杂处，在韶山冲内外，各族都建起了它们的祠堂，并开始编纂族谱。如毛姓，在韶山冲就既有总祠(大祠堂即毛氏宗祠)，又有3个分祠(小祠堂即毛震公祠、毛鉴公祠、毛深公祠)。毛氏宗祠、毛震公祠分别建于乾隆二十八年春、乾隆三十一年秋，其余二祠建于咸丰和光绪年间；《毛氏族谱》也于乾隆丁巳(1737)始修，次年完成。对于一国一地来说，盛世修史修志，而对于一族来说，则是盛世修祠修谱，清代的乾嘉盛世，在韶山也有明显的反应。
正是因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生活的寓余，方使韶山毛氏家族有余暇和余力，总结家族的历程，回顾家族的传统．从而发扬比大家族文化与乡土文化，为孕育家族的人才，乃至国家的栋梁，奠定基础。毛氏家族正是在此基础上，于清朝最后一百年中，人才辈出，实现了其宗祠门联所寄寓的理想：既诞生了像毛兰芳这样不错的诗人，又涌现了诸如毛正明、毛有庆、毛恩毅那样的武将，而到世纪末，终于将一位文武双全的巨人推出，那就是毛泽东的降世。
清朝后期，贫富悬殊越来越厉害，地主和有军功的退役官佐大量收买、兼并土地，随着国力的衰竭，朝廷捐税日益加重，鸦片，战争的爆发，更使清政府内外交困。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揭竿而起，势如破竹，大举北进，湖南，成为义军出桂之后的第一站，可惜的是，中国的这个内陆省份，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威胁和清王朝的不可救药，除有少量民众响应太平天国之外，更主要的是由此杀出一伙湘军，为首者即湘乡人曾国藩。
曾国藩的故里湘乡县大界里荷叶塘(今属双峰县，邻湘潭县歇马乡)，距韶山仅百余里。曾氏于1853年3月，受清廷之命，任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主要是湘乡、湘潭、韶山一带募兵，以镇压太平天国。次年2月，在这儿组成一支1．7万人的水陆湘军，杀气腾腾扑向洪秀全。
从江西等地“填湘”的移民的后代们，在默默无闻长达400多年后，也想去建功立业了。他们大多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读书取仕之路不通，于是幻想通过曾、左等人的裙带关系有所作为。另一方面，朝廷的征伐命令也不可违抗。仅湘乡一县，至咸丰六年便有数万人从军，前后死亡近两万人；紧邻湘乡的韶山，估计也有近千人参加湘军，毛氏家族就有数以百计的人投军(《毛氏族谱》载有封赏的达60多人)。
满清的统治，在湘军的大力撑持下，竟奇迹般出现了短时间的回光返照。而作为为此浴血奋战的湘军，也因此门楣生辉。
湘乡县至同治十三年(1874)，除曾国藩、曾国荃等位至王侯，以武勋叙官见于志者，文职总督以下356人，其中总督1人，巡抚4人、布政使4人，按察使5人、道员31人、知府41人、知府以下271人；武职提督以下。7533人，其中提督180人，总兵404人，副将569人，参将564人，游击939人，都司1 138人，守备1538人，千总1200人，把总1001人；各次战役阵亡和军中病死的达21044人。
而在韶山210.38平方公里土地上，提督、总兵一级的高官即有26位(据不完全统计)。毛氏家族的提督、总兵(一品武官)也有3人，即毛正明(1832—1901)、毛有庆(1834—1924)和毛恩毅。
湘军的产生和由此掀起的从军狂潮，造成了湘中地区史无前例的强烈的尚武精神，也激发了这里人民对国事的热情。虽然湘军本身是历史的畸形儿，但它带来了社会思潮、民众心理的巨变，这种巨变对于长期沉寂的湖南，特别是湘中和韶山，意义深远。
湘军在其前中期，维护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到后来却有了一些变化，不少湘军将士(如左宗棠、毛氏家族的毛有庆)，投入到抵御外国侵略的斗争中。
另一方面，退役回籍的湘军官兵，改变了他们故乡的社会形态乃至阶级状况。少数大发战争横财的人，如韶山籍的成涤泉、章合才，他们以巨额白银，从破产农民和小地主手里低价收购田产，从而造成这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土地兼并，仅成氏一族，即将韶河河谷万余亩良田据为己有(占韶山全部水田的七分之一)。由是，韶山在毛泽东诞生前夕，贫富的悬殊、阶级的对立达到异常尖锐的程度。
这也就使得毛泽东在他的少年时代，即在故乡深刻感受到社会的不平等。所以，他在青年时代，在正式开展他的革命运动之初，即将目光聚焦于农村，他在1925年，更以故乡为基地，掀起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直接的矛头，就是对准以成氏家族为代表的封建堡垒。
而作为诗人的毛泽东，我们也会看到，他的诗篇中，大部分都有着阶级斗争的内容，有些还直接描绘了“红旗卷起农奴戟”的动人场景。
从毛泽东一生的经历看，无论他本人身上洋溢着的尚武精神和他以后长期的军旅生涯甚至他的一些治军方式，还是他诗篇中的战士情怀、大将风范，乃至他的生活习性，都可从他受故乡历史文化和风情民俗的影响中去寻源(当然不是唯一的源头，也不是主要的源头)，如果我们细细地去体味，便不难理解这种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