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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毛泽东对刚从苏联回来的长子说：“我替你找个校长，进劳动大学去。”

　　1946年，毛岸英从莫斯科经新疆，飞西安，秘密回到延安，回到祖国的大地，回到日夜思念的父亲的身边。自从离开父亲，已近19年了。1927年8月，父亲只身离开板仓，去领导秋收起义时，岸英只有5岁。而今，他已是一个生气勃勃、精力充沛的青年小伙子了。

　　在延安清凉山麓的王家坪，父亲仔细打量着儿子。儿子的个头比他还高，脚踩牛皮大靴，身穿军呢大衣，那英俊秀气的面庞上，特别是开阔的眉宇间，既看得出开慧妈妈的倩影，也有爸爸的遗传特征：天庭饱满，长像英俊。毛泽东满意地笑了。他仔细地询问了岸英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又问：“你在苏联经常读中国的书吗？”

　　“经常读的，能找到的我就找来读。”

　　“读过什么小说不？”

　　岸英想了想，说：“读过《红楼梦》、《水浒传》，还有鲁迅的作品。《红楼梦》里的诗词不大好懂。”

　　毛泽东把读《红楼梦》的要领告诉岸英，然后站了起来，抬头遥望延河那边的凤凰山上正在开荒的人群，慈祥地对岸英说：“岸英，你在苏联长大，国内的生活你不熟悉。你在苏联大学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

　　听到这里，岸英早已领会了父亲的心意，便接着说：“是的，我离开中国这么久，在苏联大多过的是学校生活，中国农村我不知道，也不会种田，我愿意向农民学习。”

　　毛泽东接着给岸英讲了孔夫子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的学生问孔子：“会种田吗？”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学生又问：“会种菜吗？”孔子说：“我不如老圃。”毛泽东想通过这个故事教育儿子，虚心学习不耻下问。

　　“你在莫斯科睡得那么好，一人一个床，到了延安，就是炕上铺张芦席子，底下烧火，不要怕；老百姓有虱子呀，不要怕，有水就多洗一洗，没水，就用手多捉几个。”讲到这里，毛泽东也笑了，又说：“过些时，我替你找个校长，住劳动大学去。”

　　一天，毛泽东给毛岸英介绍一位劳动模范，指着他对岸英说：“这就是校长，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呐！”又指着岸英对劳模说：“我现在给你送一个学生，他进过外国的大学，没有进过中国的大学。”

　　劳模惶恐地说：“咱叫什么大学，咱啥也不懂。”

　　毛泽东谦虚地说：“我知道的你都知道，你知道的我还不知道。他还是娃娃，我就拜托你，你要叫他种地嘛，告诉他，庄稼怎么种出来的，怎么多打粮食。”

　　劳模信心十足地说：“那我行”。“好吧，就这样说定了，过几天就来。”

　　吴家枣园在延安城南15里，这天一大早，岸英就起床收拾行装。

　　“张参谋，眼下乡亲们睡炕还垫褥子吗？”岸英手里拿着一床蓝布褥子，扭过头来问张参谋。

　　张参谋说：“老乡们生活很艰苦，都不垫褥子。”

　　岸英赶快把褥子收进柜子里，说：“那我也不带褥子，垫了褥子，在老乡家里会显得特殊。”

　　这时，毛泽东走了进来，把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衣披在岸英身上。岸英脱去大皮鞋，换上爸爸送给他的旧皮底鞋，背包里捆了一斗小米和几斤菜籽、瓜籽，从窑洞里走了出来。

　　毛泽东送了他一段，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岸英，你要和老乡们一同吃，一同住，一同劳动，从开荒一直到收割后，再回来，等你劳动大学毕了业。再上‘延安大学’好不好？”

　　“好，很好！”岸英爽朗地回答，告别了父亲，背着行李向前走去。

　　50多天以后，因胡宗南部进犯延安，形势紧张，村长把毛岸英送回毛泽东身边。毛泽东仔细地打量，只见岸英头上用白羊肚毛巾扎着英雄结，穿着灰土布汗褂子，两条又粗又黑的胳膊闪着黧黑和油彩，脸上黑古溜秋的，跟陕北青年农民一个样。

　　毛泽东风趣地说：“好呀，白胖子成了黑胖子！”

　　村长赞不绝口地说：“岸英是个好后生，他学会了驮粪、刨地、犁地、播种这些庄稼活儿，还利用空余时间组织村里的青年人学政治，学文化。上山劳动回来，还总要捎回一捆柴，送给烈军属，岸英在劳动大学毕业啦！”

　　毛泽东摸了摸儿子的双手，一层厚厚的茧子。

　　“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毛泽东满意地说。

　　从“劳动大学”回来，毛岸英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他准备系统地学习哲学和历史。1946年11月，他随中宣部从延安撤退到瓦窑堡一带，然后，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和学习心得写信告诉父亲，这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53岁诞辰，父亲从延安回了一信：岸英儿：

　　来信两封收到。第二封信写得很好，这表示较之你初回国时，不但文字有进步，思想品质也有进步。你的那些工作是好的，坚持读文章的计划，再读一年也是好的，我身体比你走时更好些了。江青、李讷都如常。

　　祝你进步！

　　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48年，毛岸英去山东渤海地区搞土改。4月22日，我军收复延安。正当他翘首西望时，毛泽东离开陕北，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在万里征途中他给儿子写了一信：岸英儿：我们到了石家庄。岸青有信给你，是俄文，原文临行掉了，兹将译文附上。

　　祝你工作顺利！

　　你的父亲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九日1948年5月，毛泽东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岸英在土改工作团完成任务后，也从渤海之滨回到西柏坡，回到父亲身边，在中宣部担任编辑助理。

　　1949年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第二天，毛岸英就陪同两个扫雷专家，带领华北军区的一个工兵排，作为中央机关的先遣队，首批进入北平。任务是排除地雷、炸药、手榴弹，以保证水电畅通、变压器安全、房屋和桥梁坚固。3月24日，正准备吃晚饭的毛岸英接到电话，得知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要进城，进城后，先到颐和园休息，并在景福阁宴请各民主党派人士，电话命令他们火速赶到颐和园，消除各种危险因素。

　　十七、爱情之神降临，他与刘思齐相爱并结为伉俪。在朝鲜战场上，燃烧的汽油弹夺取了他年轻的生命。　　

　　毛岸英和战友们花了整整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才把室内检查完毕，室外仅顺着围墙走一圈就有18公里，加上围墙外还有敌军的地堡，火力点……时间却只剩下大半天了，参加这项工作的老刘同志向毛岸英建议说：“这样吧，我们分成五人一组，胳膊挽着胳膊，划分方向，顺着大大小小的道路走一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毛岸英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个建议，和四名战士把手挽在一起，死神吓退了。

　　就在这个时候，爱情之神幸运降临了。早在延安时期，毛岸英就认识了刘思齐，1948年到了西柏坡以后，岸英和思齐便确定了关系，并希望结婚。

　　毛岸英知道这件事还应该得到父亲的同意。于是，他俩去征求他的意见。

　　“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我同意你们结婚呀？”

　　“是的。”

　　毛泽东当时冲毛岸英发了一通脾气，决不同意他立即结婚。

　　岸英没有料到父亲会这么跟他发脾气，转身就走了，刚走到院子里，一下子就晕倒了。值班的哨兵以为岸英得了急病，连忙把他扶到了一间房子里。

　　过了几天，岸英向毛泽东做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毛岸英进城后，刘思齐也到了北平。

　　1949年9月，岸英和思齐商量好了，决定过一些日子结婚，随后，又征求了思齐的妈妈张文秋的意见。

　　婚期初步定下来以后，岸英来到父亲那里。

　　毛泽东说：“我同意，你们准备怎么办婚事呀？”

　　岸英说：“我们商量了，越简单越好，我们都有随身的衣服，也有现成的被褥，不用花钱买东西。”

　　毛泽东非常高兴：“这是喜上加喜，应该艰苦朴素。但你们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呀，我请大家吃顿饭，你们想请谁就请谁。你跟思齐的妈妈说说，现在是供给制，她也不要花钱买东西了。她想请谁来都可以，来吃顿饭。”

　　婚礼结束后，岸英和思齐临行时，毛泽东拿出随身带来的一件黑色的皮大衣，这是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穿的。他风趣地笑着说：“我没有什么贵重礼品送给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们俩都有份。”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建国后，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党总支副书记。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他再也静不下心来了，立即向毛泽东、党中央递交了要求参加志愿军的申请书。恰巧这时彭德怀在东北组建志愿军总部，正赴京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便把岸英交给了彭老总，要他带岸英到朝鲜去经受一点战火的考验。

　　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充当俄语翻译，在没有翻译任务时，就当机要秘书，分管发电报的工作。

　　1950年11月25日，是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一天。上午，当所有的战斗命令下达以后，司令官可以有片刻的轻松了，一夜没合眼的彭老总，实在太劳累了。毛岸英正在靠北墙的大火炉子前签收有三个“A”字的加急电报。彭总就和衣躺倒在毛岸英旁边一间小屋行军床上。

　　上午11点钟左右，四架美军轰炸机嗡嗡震响着，掠过志愿军总部的上空，向北飞去。作战室的参谋们认为是去北面轰炸什么目标，也就不十分在意。但对彭总的安全，作战处长成普是十分上心的。他匆忙走进老总睡觉的小屋。

　　“彭总，敌机来了，赶快防空！”

　　彭总睁开惺忪的睡眼，唬着脸，呛了成普一句，“怕什么啊，你这么怕死呀！”

　　一句话把成普噎住了，恰好这时，洪学智副司令员从防空洞里跑到作战室来了。他也是看到敌机以后赶来叫彭总的，成普就像见到了救星，赶快催他将彭总叫起来。

　　洪学智一来，就掀起了被子，伸手去拉彭总：“彭老总，快快快，快躲飞机去！”

　　彭老总笑骂道：“你这个麻子啊，这么怕死啊！”

　　“不但我怕死，还怕你死呢！”说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拖起老总就走，他们推搡着，绕过毛岸英的身旁，向门外的防空洞走去。

　　成普松了一口气，点上一支烟吸起来。毛岸英这会儿也登记好，发完了电报，他不吸烟，就从子弹箱里抓了一个大苹果吃起来。

　　敌机又从北边飞回来了，好快啊！那四架敌机已飞临作战室的上空，一眨眼出现了上百个银色的亮点，这是凝固汽油弹，用铝作包皮，所以在太阳的光照下显得明亮而刺眼。成普大喊：“不好，快跑！”话音未落，炸弹已下来了，光房顶上就掉下了好几十个。顿时，熊熊烈火奔腾涌起，蔓延成一片火海！

　　……司令员、副司令员、参谋和通信警卫人员，都在火海外急得连连跺脚，急得溢出了眼泪。灭火和抢救正在进行，但是，火势中心的温度高达八百度，别说冲进去，站在外面都感到一种难耐的灼烫。

　　等赶到作战室的时候，警卫排的战士们已经在灰堆中找出毛岸英和另一位参谋高瑞欣的遗体了。

　　在新的志愿军总部所在地，弥漫着一种异常悲寂的气氛。彭总趴在一张小方桌上，正在起草一份电报。那上面这样写着：

　　今天，志愿军总司令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同志不幸牺牲。

　　老总站起身来，将电报递给值班参谋：“马上发，报告毛主席，党中央。”

　　不久，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完工作，之后，顺便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他心情沉重地说：“主席，我没有保护好岸英，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毛泽东点燃了香烟，抽着，听着，默默无语，有时还闭上眼睛，半晌。他抬起头来，缓缓顿挫地说道：“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仆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就是属于成千上万牺牲了的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在朝鲜，在平安道桧仓郡，在志愿军烈士陵园，有一座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三尺高的花岗石碑，碑上刻写着这样几个大字：“毛岸英烈士之墓。”

　　28岁的毛岸英从此长眠在邻国的土地上。

　　十八、毛泽东同样疼爱次子毛岸青，并寄厚望于他。岸青有病，毛泽东对他十分关心。

　　毛岸青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次子，生于1923年。在苏联留学期间曾用名杨永寿。

　　杨开慧英勇就义后，国民党特务曾以她的三个孩子为诱饵，企图捕获毛泽东。1930年冬，地下党组织安排他们转移。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弟弟毛岸龙，由外祖母向振熙、舅妈李崇德带领奔赴上海，不久，由于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兄弟三人无依无靠，过了一段流浪生活。他们挣扎在社会底层，吃尽了苦头，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有一天，岸青在街上卖报，淅淅沥沥的雨点不停地飘落。傍晚，他全身都被雨水浇湿了，连报纸都湿漉漉的，报纸卖不掉，他很气恼。

　　“看报呀，看报呀，‘赣南残匪已完全肃清，伪师长毛泽覃已被击毙，第八师在会昌俘匪千余’。快看重要新闻呀。”经别的报童这样喧嚷，过路的人一下子围拢来买那孩子的报纸。

　　毛岸青心里突然被刀捅了一下似的，他起先不相信，后来仔细一看，报上的确详细登载着叔叔毛泽覃遇难的消息，上面写着：军息：

　　伪中央区所属伪师长毛泽覃（系毛泽东胞弟），前因我军积极搜剿，乃率领残部，鼠匿瑞金东之黄鳝口东北大山中，本月26日，经我毛秉文部二十四师汤团，在该处搜获，该匪顽抗拒捕，遂为我击毙……

　　看着看着，岸青泪眼模糊，29岁的小叔叔毛泽覃那亲切的笑容，顿时浮现在面前。国民党报纸上讲他“顽抗拒捕”，可见，小叔叔绝不投降，死得多么英勇，岸青脑海里翻腾着。妈妈死了，小叔叔死了，心爱的弟弟岸龙失踪了，还有多少人在挨饿，这是谁的罪过呀？我要报仇！

　　可是，这个仇怎么报呢？他身体那么衰弱，手无寸铁，突然，他从口袋里摸出半支粉笔，他把千仇万恨都集中在粉笔上，用颤抖的手，在涂着黑漆的电线杆上，写下六个大字：“打倒帝国主义。”

　　写完字，他微笑着欣赏自己的胜利。突然，巡捕飞跑过来，对着他的肩背就是一脚，把他踢倒在地上。路边上，一个以开纸烟店为掩护的特务分子，也蹦出来，对着岸青的头，一个巴掌接着一个巴掌。

　　岸青躺在湿淋淋的水泥地上，也不求饶，嘴里仍旧骂着，“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就是要打！”

　　“好呀，你还嘴巴硬，老子打死你活该！”

　　“打死这个小共匪，不犯法！”

　　正在危急关头，毛岸英从远处跑来，腋下还挟着一些没有卖完的报纸。弟弟躺在地上，已经昏死过去，鼻孔、嘴角流着鲜血。毛岸英一下子扑到他身上，把他紧紧地抱起。这时，一些下班的工人看了都打抱不平。

　　一个黄包车工人走上前，把岸青抱起，放到车上，问岸英：“小兄弟，拉到啥地方去？快找人看病！”

　　毛岸英领着黄包车，拖到破庙里，他把弟弟抱起，让他躺在稻草上。他没钱请医生，庙里的一些流浪儿，有的搞来姜汤，有的拿来红药水，毛岸青终于醒了过来。

　　“岸青，还疼吗？”毛岸英问他。

　　他摇着头，嘴角上露出苦笑。“岸青，是怎么搞的呀？”小乞丐们问他。

　　他摇摇头，说不出话，但是，他的脸上流露出愤怒，他被打成脑震荡，耳朵也被打坏。

　　“岸青，岸青，你怎么不说话呀？”毛岸英急得哭了，从此以后，毛岸青的头部经常隐隐作痛，像一块驱不散的阴影一样，笼罩着他的一生。

　　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到苏联后，刻苦学习，多次取得优异成绩，在十年制学校里，他们都连跳了几级。毕业后，毛岸青考上了东方大学，继续深造。

　　1946年初，毛岸英先期回国，把弟弟的情况带给了父亲，毛泽东因长期劳累，于1945年11月开始患植物神经失调症，1946年1月上旬虽有好转，但还不能工作，仍在疗养。当时，他见到岸英回国，又获悉岸青的消息，精神倍爽，病除大半，当即挥毫舞墨，给岸青写了一封信：

　　岸青，我的亲爱的儿：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欢喜。看到你哥哥，好像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你妹妹（李讷）问候你，她现在已五岁半。她的剪纸，寄你两张。

　　祝你进步、愉快、成长！

　　毛泽东对毛岸青十分疼爱，并寄厚望于他。每每见到他的点滴进步，都加以热情鼓励。1947年9月21日，毛泽东在给毛岸英的信中特别提到：“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

　　新中国成立后，毛岸青曾在中宣部马列主义编译所从事翻译工作，参加翻译斯大林著作《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五、六本书。1951年毛岸青身患重病，住进北京医院治疗，后又去大连疗养。毛泽东对儿子的病情非常关心，多次去信询问，安慰他，劝他耐心治疗，别着急，不要自己改变治疗方案。1960年，毛泽东得知他身体大有好转后，马上写了一封较长的信：

　　岸青我儿：

　　前复一封信，谅收到了，甚念。听说你的病体好了许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和帮助你的其他同志们的意见，好生静养，以求痊愈，千万不要性急。你的嫂嫂思齐和她妹妹邵华来看你，她们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地接待她们。听说你同邵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邵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谈一谈。有信，交思齐带回。以后时时如此，不要别人转。此外，娇娇也可以转。对于帮助你的大连市委同志，医疗组织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很关怀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诚的谢意。

　　祝愉快！

　　父亲毛泽东

　　在这封信中，不仅关心地询问了岸青的身体，而且过问了他的终身大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岸青和邵华于同年在大连结婚。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美满的，毛泽东的眼力是正确的。1962年，毛岸青和邵华一同回北京，又一同去湖南老家探望。1970年，两人喜得儿子，家庭生活越过越红火。

　　十九、毛泽东对姣姣说：“你的名字叫敏，但不一定叫毛敏，可以叫李敏。”

　　1936年冬，毛泽东率领红军到达陕北的保安县，贺子珍带着负伤的身体在保安一孔窑洞里生了一个女孩。一起长征的邓颖超、康克清等女同志闻讯前来庆贺，邓颖超见依偎在贺子珍怀里的这个女孩又瘦又小，便爱怜地说：“真是个小姣姣呀！”毛泽东听邓颖超这么一说，想起了《西京杂记》中“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如芙蓉”，因此取其意，正式取名毛姣姣了。这就是毛泽东的长女李敏。

　　1937年10月，贺子珍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1940年，4岁的姣姣来到贺子珍身边，母女相依为命，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直到1948年冬，她们才随王稼祥夫妇从莫斯科回到哈尔滨。

　　1949年春夏之际，贺子珍的胞妹贺怡，带着毛泽东的重托匆匆赶到沈阳，她在了解了贺子珍的全部情况后，根据毛泽东的嘱咐，将姣姣带回北平，她俩转道来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北平的香山，毛泽东听说爱女姣姣回来了，十分高兴，连忙从办公室里出来迎接，那天，姣姣穿着深色的薄呢裙子，梳着两条刚到肩的辫子，脚上穿着一双大皮鞋。充满着稚气，也充满着洋味，在战争年月，革命队伍里的孩子也像他们的父母一样，穿着土布衣，很多人的衣服都是用父母的旧军装改制的。因此，李敏的服装当时在这些孩子中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毛泽东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亲生女儿，充满爱意地说：“我的小外国人，爸爸欢迎你。”

　　姣姣要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中学了，毛泽东决定给取个正式的学名。他打开《论语》，翻到《里仁》篇指着其中的一句话———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然后，对姣姣解释说，讷，就是语言迟钝的意思；敏，则解释很多。毛泽东讲到这里，又打开了《辞源》，指着“敏”字，解释道：敏字有好几种解释，如敏捷，聪敏。《论语·公治长》中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毛泽东对姣姣说：“你的名字叫敏，但不一定叫毛敏，可以叫李敏。”

　　“为什么？大哥叫毛岸英、二哥叫毛岸青，他们都跟爸爸姓毛，我为什么不姓毛？”姣姣睁大眼睛，十分不解地问。

　　毛泽东爱抚地用手拍拍姣姣的头说：“姣姣，爸爸姓毛，这是不错的，但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爸爸曾经用过毛润之、子任、李得胜等十多个名字，爸爸特别喜欢李得胜这个名字。”

　　原来，在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20万军队进攻延安，党中央临时放弃延安。为了革命的需要毛泽东用了李得胜这个名字。李得胜即“离得胜”的谐音。

　　从此，毛姣姣就改成李敏这个名字了。李敏就成了她的学名。

　　李敏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完了中学，195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在大学期间，李敏有了自己的心上人。

　　李敏的这位意中人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孔令华。孔令华是杨虎成将军的部下炮兵旅长孔从洲将军的儿子。孔从洲在西安事变中作过有益的贡献，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

　　由于李敏与江青发生矛盾，于是她便向父亲提出搬出去住的意见。毛泽东听了颇有感触地说：“手心手背都是手上的肉。”开始，李敏与丈夫搬出毛泽东的寓所，住到了中南海另一房内。过了一段时间，由于贺子珍与毛泽东在庐山秘密会见后受到刺激而生病，李敏赶到南昌去照顾母亲，回到北京后，李敏与毛泽东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

　　她说：“我觉得妈妈一个人生活很苦，我又不能在身边照顾她。我想把妈妈接来，同我一起住，这样也好有个照顾。”

　　“你妈妈到北京来，她能忍受得了江青的气吗？”毛泽东的语调极其缓慢而沉重。

　　“我同妈妈搬出去住，不住中南海，江青管不着。”李敏跟着父亲叫江青的名字。

　　“你以为不住在一起，你妈妈就可以不受气了？”

　　“那您说怎么办好？”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李讷都18岁了。”说这句话时，毛泽东的语调更低沉了，脸上流露出难言的痛苦。

　　“文化大革命”中，李敏遭到批斗，被关押达5个月之久。在北航，孔令华也受到运动的打击。李敏、孔令华觉得这是江青一伙在捣鬼，决定去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

　　经过一番周折，李敏来到毛泽东住处，她一进门，正巧碰上盛气凌人的江青。“小保皇回来呀！现在正搞运动，回来干什么？想摸底呀？”江青大声挖苦说。

　　江青这番挖苦的话，毛泽东听得真切，他从屋里走出，一边拉着李敏进去，一边反驳着江青：“当小保皇有什么关系。回来摸底，光明正大，搞运动不准女儿见父亲，岂有此理！”

　　随着“文革”的不断发展，李敏和孔令华对江青的做法越来越不满。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决定向父亲反映情况。两人写好一封信，因担心落到江青手中，改为口头汇报。汇报内容主要是反映江青以毛泽东的代表、化身自居，到处活动蒙蔽群众，搞阴谋诡计，破坏党的原则等问题，他们来到中南海，却被拦在大门外。李敏气愤地质问：“为什么不让我见爸爸？搞运动就是骨肉分离？我爸爸知道了也决不会赞成你们这样搞。”回家后，她大哭了一场。

　　从毛泽东患病到去世，李敏总共才见父亲三次面。

　　一次是1972年。陈毅去世，毛泽东出席追悼会，过后就病倒了。李敏闻讯赶去看望，毛泽东拉住女儿的手，深情地说：“姣姣，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要常来看我啊！”李敏不便向他诉苦，只是含着眼泪点点头。

　　第二次大约是1975年。李敏在外地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毛泽东病重，让李敏去看他。等李敏急急火火地赶来时，江青只许她看一眼就走，说：“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走吧。”李敏见父亲还没醒过来，不肯走，说：“这个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

　　“你呆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江青的话又冷又硬：“你要这样，以后再也不让你来看了。”

　　李敏仍然不肯走，她气愤极了说：“我看爸爸还要你让吗？”正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和汪东兴，看着两人僵持不下，只得过来动员李敏，让她走了。

　　李敏第三次见到父亲，那是1976年她在看到中央某文件中谈到毛泽东的病情以后，便不顾一切，立刻赶到中南海。正巧江青不在，她进去了，见到了仰卧病床、脸容憔悴的父亲。毛泽东见女儿来到跟前，很高兴，用微弱的声音同她拉了一会儿家常。

　　毛泽东还对李敏做了一个手势，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说了一句话。李敏没听清，因此没作任何表示。事隔多年，有一次她和朋友琢磨起这个手势，才明白那是父亲用来向她打听母亲的情况的表示。因为母亲曾用过“桂圆”的名字。

　　当时，毛泽东见李敏没明白自己的意思，便不再说话，无力地闭上眼睛。李敏就退出来了，这是李敏同父亲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二十、李敏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来自于她的爸爸毛泽东，也来自于她的妈妈贺子珍。

　　孔令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孔从洲的次子，陕西省西安市人。1958年8月29日与李敏结婚，成为毛泽东的长女婿。

　　孔令华爱上李敏，是爱她的气质、人品和思想，喜欢她那天生丽质及其身上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美。自然，对于李敏的家庭出身，尤其是她的父亲毛泽东，孔令华是敬佩不已的；能够成为毛家一员，亦不能不令人兴奋。因此，当李敏和他一起商量结婚成家时，他心里充满了欢乐，完全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

　　8月29日，孔令华和李敏的婚事在中南海丰泽园内的颐年堂举行，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当时，孔从洲还在沈阳高级炮兵学校工作，正来北京开会，毛泽东在这天派秘书把他接来，共同为孩子们庆贺。这天请来的客人，主要有蔡畅、邓颖超等同志，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卫士长李银桥和秘书罗光禄等，婚宴简单而又热闹，气氛十分轻松愉快。毛泽东兴致特别好，高兴地喝了喜酒，祝愿孔令华和李敏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生活幸福。宴毕，同参加婚礼的人一起合影，又特地同孔令华、李敏合影留念。

　　婚后，孔令华和李敏同毛泽东一起住在丰泽园内。毛泽东非常喜爱他们，关怀他们的成长，经常到他们的房间看望，同他们交谈。当时，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了挫折，为了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党内掀起了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孔令华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也抽了很多时间钻研政治经济学。他学习十分刻苦，每遇难点，就向毛泽东请教，并写下了10多万字的学习笔记，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不幸的是，他们和父亲一起度过的欢快生活没多久，就因与江青不和而结束了。他们结婚，江青不在北京；出于不正常的心理，江青以后对他们一直非常冷淡，并常寻衅滋事。为了使毛泽东有一个安宁的工作、生活环境，他们带着出生不久的男孩搬出了中南海。

　　孔令华大学毕业后，留在北航任助教。“文革”中他也受到了冲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江青不让他和李敏去守灵，他感到极度压抑和悲愤。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孔令华也感到一扫心头阴霾，终于扬眉吐气了，翌年9月，他和李敏一起陪同贺子珍从上海赴北京，到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

　　孔令华曾在航天部一家高科技开发公司任总经理。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他集资百万，请有关部门协助编辑出版了一部大型毛泽东纪念画册，生动、概括地反映毛泽东的光辉一生。画册设计独特，装帧精美，有极高的艺术收藏价值。

　　李敏的身体一直不好，在苏联时，她年龄小，在严寒季节里，因衣食不足，大脑曾受冻伤。回国后，虽经治疗，她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但仍是疾病缠身，经常住院。

　　如今，年逾花甲的李敏，身体比较虚弱，已经在家休息好几年了。李敏细挑的身材，面庞清秀，留一头齐颈短发，看上去不像她实际的年龄。她的容貌似乎与母亲贺子珍更相像，所不同的是她多了副深棕色的近视眼镜。她上身穿一件咖啡色开丝米外套，下身着草绿色军裤，显得十分朴素。

　　李敏家里摆设也很简单。与众不同的是，在中间的起居室里，置有一件长1.2米、高0.7米的毛泽东的遗像，遗像四周用有机玻璃密封着，两边簇拥着永不凋谢的绢制鲜花。正中放着她和丈夫孔令华率子女敬献的花圈，挽联上“永远继承爸爸的遗志”几个隶书黑字，既勉励着他们一家人，也令人肃然起敬。

　　李敏家的住房非常普通。她住在二楼，因身体缺钙，行动不便，几乎终年不出家门。平时，丈夫在外奔波，她和女儿孔东梅相依为伴。

　　作为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从小受到了严格的教育，具有许多优良的品质。

　　一次，李敏的好友王桂苡到李敏家，看到李敏家那些破旧家具时，说：“呀，你这些家具早超过‘服役期’了，该让它们‘退役’了。”

　　她却说：“这些东西还能用，不能叫它们‘离退休’，还可以为我‘发挥余力’嘛。”

　　平常吃饭时剩的饭菜，她留着要下顿吃。别人说：“放得时间长了，吃了会生病的，倒掉吧！”

　　“别倒。”她说，“还没变质，加火多煮煮，可以吃，倒掉太可惜了。可不能浪费。”

　　李敏这些习惯，很像她的爸爸毛泽东。她说过：“爸爸吃饭离不开辣椒。当年在江西瑞金时，妈妈给她炒了一大碗辣椒，他舍不得一顿吃掉，留着吃了两天。那时条件差，天又太热，辣椒不仅变了味，上面还长白毛毛，妈妈怕他吃坏肚子，就给倒掉了。不料他吃饭时非要那碗剩辣椒不可，没找到就不高兴了。听说给倒了，就生气地说：‘莫倒嘛，重新煮一下照样能吃。哪个要你倒掉的！’”

　　李敏穿戴也不讲究，更不追时髦。当姑娘时就是这样。她天生丽质，却从来不打扮。进入中年后，就更随便了。冬天，她总是一身部队发的衣裤，很少见她穿别的什么衣服。女儿不穿的运动衫，倒成了她的新潮时装。春天，不是部队发的那种男女不分的衬衫，就是自己补了又补的短褂。外套照例是一套老式军服。

　　有一回王桂苡要她上街时，她只找到一双黑色平跟皮鞋。鞋头已经磨白了，其它部位也褪了色，鞋底早已磨薄，连鞋口也豁了。她穿上后，王桂苡说：“你这双鞋，还是贴上标签，送博物馆去当收藏品吧！”李敏说：“要送也得再穿几年。它还结实。穿着它总比过去露脚丫好吧！”

　　王桂苡又说：“这种鞋，连街道的老大妈们也都不穿了。”可李敏却讲：“只要还能穿，为什么不穿呢？不是说笑破不笑补吗，干净整洁就行了。暖时莫忘冷，饱时莫忘饥。这可是老人常说的话啊！”

　　尽管如此，李敏对朋友却从不吝惜，总是那么热情，照顾周到。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湖南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伟人，准备集资在韶山建碑塑像，李敏闻知后，特意捐出1000元，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

　　如果说，李敏的许多优秀品质主要来自她的爸爸毛泽东，还应该说，也不少属于她妈妈———当年的井冈山女杰贺子珍所给予的；她的性格形式，可以说更多地是受了妈妈的影响。她的文静内向，显然与她妈妈贺子珍的长期沉默以至隐居有关；尝够了辛酸苦涩的妈妈，更教会了她应该怎样关心和爱护别人。

　　认识李敏的人都说她是一位善良而宽厚的人。

　　二十一、毛泽东当年给李讷取名字，典出《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第一次婚姻给李讷留下了沉重的精神创伤，第二次婚姻给她带来深深的慰藉。　　

　　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1940年8月生于延安。60年代曾被称为“红色公主”，27岁即出任《解放军报》总编辑。

　　李讷的相貌，宽额方脸，酷似乃父；而眼神和嘴巴，又像其母，长得很清秀。毛泽东转战陕北的时候，化名李得胜，江青过去的姓名，叫李云鹤，所以李讷也姓李，取名则采自孔子《论语》中《里仁》篇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李讷性格，沉稳而内向，从小只爱读书，话语不多，倒是应验了她名字的内涵。

　　解放战争时期，李讷只能在马背上读书识字，直到1948年春天，中共中央机关在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以后，她才有机会进入一所简易小学。到北京以后，李讷插班到北京西郊的干部子弟学校——育英学校，后来又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学生。

　　由于受父亲毛泽东的熏陶，李讷非常喜欢读书，对中国的历史和古典文学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她的闺房里，完全是一个书的世界。

　　李讷的住所与毛泽东的宅院仅一墙相隔，是座朴素的小院，她只占用一间屋子。一进门，先看到的是一排排的书架，奇怪的是这些书架摆法并不像一般家庭一样靠墙而立，而是像图书馆藏书室那样占据了房间的大半个空间，只是在一个小角落里放着一张小木床，以及桌椅等几样简单的家俱。什么沙发，什么地毯，什么衣柜穿衣镜，什么装饰摆设……统统没有。她在中南海大食堂搭伙，父母不召唤，她不过去吃饭，有时赶不上开饭就啃烧饼，除了书以外，她的生活非常简单。

　　李讷也爱美，可是她自己，从来不穿花衣服，不穿裙子，不梳辫子，不允许自己浑身上下有任何一点色彩和美丽。据陶斯亮回忆，有一年在北戴河，去看望李讷，李讷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望望陶斯亮的花裙子，对李讷说：“你看亮亮穿得多漂亮啊！你为什么不也穿花一点呢？”但是李讷始终不肯脱下她的蓝制服，一辈子将自己裹在灰暗之中。也就是这次，李讷指着墙上并列挂着的列宁和毛泽东的像，对陶斯亮说：“列宁一看就非常精明，而爸爸一看就很有海量。”这是陶斯亮第一次体会到李讷对父亲的崇拜。

　　由于博闻强记，1959年秋，李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1965年夏，李讷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报》当一名普通编辑。

　　1966年国庆节的晚上，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李讷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那天，毛泽东身穿绿军装，头顶一颗红星，领展两面红旗，十分威武。

　　后来，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来到金水桥边，席地而坐，缓缓地抽着烟，微笑着望着对面广场上如痴如醉的百万民众欢乐的场面。李讷随人流下来了，站在离毛泽东仅50米的地方，清清楚楚地目睹了这一历史镜头。

　　“你看爸爸，神采奕奕的，多健康！多精神！我们该有多幸福啊！”李讷兴奋地说。在五彩缤纷焰火的照耀下，李讷一反往日的拘谨和忧郁，她双目放出异样的光彩，面孔因激动而容光焕发，发自内心的喜悦使她忽地变得美丽起来。

　　1970年，年过三十的李讷，随着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一起下放到江西干校。由于李讷的特殊身份，更由于她的沉静、内向的性格，使她很少同外界交往，很孤独。这时，有一个比她小几岁的男青年小徐，闯入了她的生活。工农家庭出身的小徐是中共办公厅内部招待所的服务员，政治上是绝对可靠的。小徐虽然只有高中文化程度，但长得眉清目秀，性格开朗，待人热情。他看李讷郁郁寡欢，就和她一起干点农活，休息的时候，一道打球、散步、聊天。李讷按照爸爸的嘱咐，打定主意在下面找一个自己合意的人。现在小徐给李讷的苦闷生活带来了欢乐。时间长了，双方一同坠入了爱河。

　　李讷和小徐的婚恋传到江青那里，江青表示坚决反对。但李讷也固执己见，双方相持不下。女儿索性向爸爸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要求批准她和小徐结婚。毛泽东尊重女儿的自由选择，提起笔来在报告上批道：“同意，转江青阅。”

　　毛泽东签字同意的婚事，江青也无法再推翻。于是，在江西进贤县的“五·七”干校里，李讷和小徐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一个新的家庭诞生了。毛泽东送给他们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为结婚礼物。这对青年沉浸在新婚的幸福里，继续在干校共同生活。一年以后，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为徐小宇。

　　但是，由于夫妻两人的经历、兴趣、性格、思想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李讷酷爱文史，从小最爱看书，对于中外名著往往手不释卷，但她对于操持家务则绝对外行；而小徐仅仅读过中学，他生性好动，兴趣爱好和李讷迥然不同。时间一长，双方感情上的裂痕越见加深，最后，分居了一段时间，小徐被推荐到河北省某大专院校读书，他们正式办了离婚手续。孩子归李讷抚养。易名为李小宇。

　　李讷怀着沉重精神创伤，带着孩子回到北京。1973年，经过组织上的安排，李讷担任了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书记。1973年8月，李讷在北京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她和全体代表一起，最后一次在公众的政治集会上见到了毛泽东。此后，李讷自己也因为婚姻失败之后，精神受到了刺激，身体一直不好，无法到任坚持工作。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江青的被抓，李讷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由于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参与过解放军报社的造反和夺权，这段历史也受到了审查，让她说说清楚。她搬到了北京西郊一条小胡同的小四合院里，和儿子住在一起，过起了拉板车拖白菜、运煤块的老百姓生活。她身体仍然不好，几年中也没有安排工作。但是长期在革命战争中成长的经历，以及在毛泽东身边受到的艰苦朴素作风的熏陶，使她能够安于这种清贫淡泊的生活。

　　1984年，王景清闯进了李讷的生活。他原来在中央警卫团工作过，护卫过少年时代的李讷；后来他调到云南省军区怒江军分区工作，任参谋长。他也有过一次不如意的婚姻，当时已离异。王景清对李讷的处境深表同情。经过李银桥和韩桂馨的介绍，李讷和王景清进行了交往，从彼此相知到相互慰藉，他们终于结合在一起，建立了新家庭。

　　婚后，王景清对李讷体贴入微，他很爱李讷的孩子。小宇又改名为王效芝。江青在世时，李讷和王景清一道去看望狱中的江青，江青对这一次女儿的婚事表示很满意。

　　二十二、延安时期，王景清曾为毛泽东站岗。由李银桥夫妇作媒，使他成了毛泽东的女婿。

　　早在延安时期，王景清是中央警卫部队的战士，曾为中国人民最杰出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站过岗，心中怀有对这位伟人的朴素而深厚的感情。可是，他不曾料到，几十年后风云变幻的历史，一个极其偶然的机遇，使他成为毛泽东的女婿。

　　1976年，面临剧烈的冲击，李讷心中百感交集。在70年代后期，李讷曾一度生活在孤寂难堪的氛围中，心境极其悲凉。父亲离世，母亲服刑，自己未卜的政治前景、已经裂变的婚姻，再加上体弱多病，精神上哪堪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带着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一起生活，而且过去生活在条件优越的家庭，现在要自己独立生活，一切得从头学起，其境况之艰辛是可以想象的。

　　对于李讷的生活处境，曾经为毛泽东担任过卫士长的李银桥夫妇十分同情。李银桥是看着李讷长大的，对她思想、性格、脾气非常了解；李银桥的爱人韩桂馨曾照看过小时候的李讷，她俩的感情很深。李、韩二人常一起谈论李讷的生活问题，认为李讷应该摆脱过去不幸婚姻的阴影，重新建立一个家庭，过正常人的生活。她是毛泽东的女儿，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有权利再嫁，有权利享受夫妻生活的幸福和温暖。他们联想起一段往事，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里，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经常过问周围工作人员的婚姻大事，他俩的结合，就是毛泽东亲自关心促成的。现在他的女儿婚姻有困难，我们应该责无旁贷地帮助解决。

　　有一次，李银桥夫妇去看望李讷，闲谈中有意把话题引到找对象上，李讷说：“唉！我妈妈是‘四人帮’，谁肯找我啊？”话音里充满了凄楚和惆怅。李银桥夫妇赶紧劝她：“你别这么说，你爸爸是伟大领袖呢！”

　　正当这两位热心的“红娘”为找不到合适人选暗暗发愁时，王景清出现了。王景清曾是李银桥在中央警卫团工作时的老战友，此时在昆明军区任某军分区参谋长。当时正出差来京，他抽空来李银桥家作客。老战友久别相逢，无所不谈，当谈到家庭生活时，王景清陷入极度痛苦中。他告诉李银桥，他妻子同他一样也是担任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平时特别好胜，因分房子和其他一些问题同他争吵，最后导致感情破裂而离婚。李银桥夫妇对老战友家庭的不幸表示理解和同情。在安慰王景清的同时，两人仔细分析了他的条件，感到把他介绍给李讷成功的可能性较大。王景清中等个头，肩宽有力，一副训练有素的标准军人形象；在人品方面，为人老实忠厚；在文化水平方面，虽然原先底子较薄，但经过几十年的工作学习锻炼，已提高较大；在家庭方面，其子女现都已工作，独立生活；在年龄方面，王景清比李讷大十多岁，生活经验更丰富些，能体谅、关心人。综合起来，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相称。

　　接下来，李银桥夫妇穿针引线，分别向王景清和李讷介绍了对方的情况，王景清听后很满意，李讷也觉得条件适中。

　　两人初次见面是在李讷家。王景清的言谈举止立即赢得了李讷的好感。她一扫以往挂在脸上的愁云，热情地用茶水、糕点、糖果招待王景清，双方谈得十分融洽。以后，见面次数逐渐增多，感情逐渐升华，爱在人生的秋天里悄悄来临。当时王景清的工作关系还在昆明军区。为了能经常看望李讷，经组织同意，他临时住在北京。而李讷每次相约都静静地等待王景清的到来，内心虽说没有年轻人的那份激动，但也涌起喜悦欢快的微澜。她的性情发生了变化，无尽的烦恼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开朗，落落大方，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更加实际。

　　婚礼在一年后举行，他们没有大事声张，只摆了一桌酒席，邀请了叶子龙、李银桥夫妇以及中央办公厅的领导等七、八位同志参加，席间大家不断地向王景清和李讷祝贺，祝贺他们真诚相爱，幸福和睦，白头偕老。王景清和李讷也举杯敬酒，对曾热情关心和帮助他们的领导、同志、长辈们表示由衷地谢意。整个婚礼，办得简朴又热闹。

　　对于王景清和李讷的结合，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和夫人们都很关心。杨尚昆闻讯后，特地让秘书打电话给李银桥，询问李讷对象的姓名。在他们结婚之日，又特地赠送一床精致的大被套和几斤优质巧克力，还以全家人的名义写来了贺信。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一次见到李银桥夫妇，拉着他们的手称赞说：“你们为李讷办了一件大好事。”

　　婚后，王景清和李讷相处和睦，生活过得很幸福。王景清正式办了离休手续，关系从云南转来北京。他对李讷体贴入微，照顾她静心休养。家里的事他一手操持，精心安排一日三餐，亲手上灶烹调制作。对于李讷的儿子，王景清照料得十分周到。考虑到孩子正在长身体，王景清经常为他改善伙食，烧鱼炖肉，并且蔬菜水果从不间断，孩子高兴极了，亲热地叫他“爸爸”。

　　王景清不仅在家是一位模范丈夫、好父亲，而且在社会上、在周围居民中也是一位热心人。他离休后自愿担任菜场的摊贩点的秩序维护人员，热心协助公安、工商、环卫等单位搞好社会公共事务，受到群众称赞。他办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有一次，他去农贸市场协助税务部门收税，一小摊贩企图逃税，还蛮不讲理骂人，他坚持收税，寸步不让，以至被小贩打伤。周围的群众闻讯激愤，一起把小贩扭送到派出所。

　　王景清热爱生活，精力充沛，乐观向上。每天清晨起床，坚持户外锻炼。平时得空就练习书法，聚精会神，摒弃杂念，陶醉于笔走龙蛇之中。每有得意之作，便送给熟人、朋友观赏。他还爱好音乐，参加了北京军区警卫部队合唱团，有时登台演出。

　　自江青被关押后，李讷被获准每隔一星期探望一次。婚后的李讷带着王景清和孩子一起去看江青。江青见到王景清，亦不乏热情，询问了他的一些情况，对他和李讷的结合表示满意和祝贺，江青还问及王景清有什么兴趣爱好，王景清说喜欢锻炼和书法。当时江青也在练习书法，立即提出要看看他的作品。再去时，王景清带去了几幅他写的隶书，江青大加赞扬。说写得好，征得女婿同意留下了一幅。江青喜怒无常，其间有一次见到王景清时不理他，便叫李讷以后别再带他来。下一次探监，王景清真的没来，她又问李讷，王景清为什么不来？王景清对这位服刑的岳母无可奈何，只是淡然一笑，毫不计较她的态度。

　　王景清真诚地爱着李讷，辛勤地为生活操劳奔波。由于他的努力，一个曾经非常特殊的家庭复归为像多数中国百姓一样普通的家庭，使李讷享受到普通人生活的快乐。

　　二十三、刘思齐是刘谦初烈士的女儿。才10岁时，她就和母亲张文秋一起坐牢。

　　在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前夕，毛泽东的大儿媳刘思齐主编的《东方红》丛书《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分别由中国书店、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这两套丛书以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基础，采用纪实文学的笔法，全方位、多侧面地展现了毛泽东的生平、思想和业绩，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历史凝重感，一些精彩文章，发人深思，催人泪下。

　　作为具有特殊身份又有着特殊经历的刘思齐，主编有关毛泽东的丛书，自然格外引起人们的兴趣。1993年11月，她曾与李讷、张玉凤联袂南下，参加韶山纪念毛泽东诞生百周年的有关活动。我曾随行到韶山，并采访了她。

　　谈及丛书的编撰，刘思齐满怀深情地说：“编书纪念主席，这是我多年的心愿。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写自己的回忆录，写在主席身边生活的难忘岁月，写在一个孩子的眼光中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写毛主席的伟大和与众不同的地方。既然要写，就要对历史负责，向读者提供完全准确、可靠的史实。现在回忆录的写作正处于收集资料阶段，还未开始动笔。今年是主席一百周年诞辰纪念的日子，作为他老人家的大儿媳，我非常想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心意。自己写的书赶不上，就和其他作者一起合作编撰了这两套丛书。为百周年纪念献上的一片擎爱之心。”

　　谈到这里，刘思齐陷入了对往事深深的回忆之中。

　　刘思齐的生父刘谦初，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又就读于第一期黄埔军校。30年代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31年4月5日被山东军阀韩复榘杀害，年仅34岁。刘谦初就义前，妻子张文秋哽咽地说：“谦初，你给未出世的孩子起个名字吧！”

　　“不管你们流落到哪里，要思念齐鲁，思念故土。起个‘思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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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思齐出生后，从未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小时候，刘思齐看到别的小朋友经常依偎在爸爸的怀抱里，羡慕得不得了，就常常问妈妈：“怎么人家都有爸爸，我的爸爸呢？”妈妈总是强忍悲痛说：“你的爸爸出远门做生意了，要很久很久才能回来。”对亲生父亲刘谦初，刘思齐的记忆是朦胧而模糊的。但父亲刘谦初给了刘思齐一个完整的生命和成长的环境。

　　1937年，6岁的刘思齐终于盼回了自己的爸爸。有一天，妈妈告诉思齐：“你爸爸回来了。”思齐高兴极了，她终于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有爱她疼她的爸爸了。可回家一看，爸爸是个瘦削的中年人，只有一条腿。其实，她并不知道，这并不是她的亲生父亲，而是她的继父陈振亚，但继父对她却比亲生女儿还疼爱。

　　1939年8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让陈振亚去苏联安装假肢并批准张文秋携带孩子一同前往。

　　1939年12月，思齐跟着爸爸、妈妈登上飞往苏联的飞机，途经迪化时，被新疆当局无理扣留在三角地机场。陈振亚与之据理斗争，几经交涉，才把他们送至中共驻新疆八路军办事处（对外称第三招待所）。这样，思齐和爸爸、妈妈、妹妹只好逗留迪化，重新等待去苏联的机会。

　　但是不仅他们一家没去成苏联，陈振亚也不幸牺牲了。

　　思齐和妈妈张文秋尚未从丧父丧夫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又陷入新的灾难。

　　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突变，新疆盛世才政府也撕下伪装，破坏抗日的革命统一战线。一时间，新疆处于血雨腥风之中。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及一批党的优秀干部毛泽民、林基路等相继被捕入狱。思齐一家也未能逃脱厄运。1943年4月，10岁的思齐与妈妈、两个妹妹，还有50多名中共的妇、幼、病残人员统统被关进临时监狱。1944年10月底，又将他们转移囚禁在位于迪化城东南的第四监狱，也称女监。

　　1945年2月的一天，思齐和妹妹少华发现有个“黑狗”窜进2号牢房，说要释放那几个新疆籍的阿姨，就赶紧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大人们。果然，这是敌人在耍花招，想在共产党内部搞分化瓦解。这时，又冲进20多个敌人，他们把站在最前面的妈妈和十几个阿姨拖了出去。思齐和其他孩子们拼命地哭喊，有的抱住敌人的腿，有的死死拽住敌人的衣服，也有的抡起拳头不停地往敌人脸上、身上砸……

　　为了营救妈妈和阿姨们，思齐联合其他小朋友们，学着阿姨们的样子开始绝食、示威，又来到看守所长处请愿。敌人无奈，只好把思齐的妈妈和阿姨们放了回来。

　　中共中央始终没有忘记被关押在新疆的革命同志，多次与国民党政府交涉，营救被关押的同志。在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中共人员及其家属子女131人被释放。

　　1946年6月10日，对思齐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要回家了，就要回到那日日夜夜思念的延安了……此时此刻的思齐，那种归心似箭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述。思齐和妈妈、两个妹妹及叔叔、阿姨、小朋友分别乘10辆大卡车启程。历经一个月，于7月11日到达延安。

　　狱中四年，思齐学到了不少文化知识。也懂得了一些简单的革命道理，她渐渐长大了，成熟了。

　　回到延安后，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年轻的刘思齐兴奋不已，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学习革命理论。在革命队伍中，她变得成熟起来，并与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相恋。

　　在认识毛岸英以前，刘思齐早就成了毛主席的干女儿。

　　刘思齐第一次见毛泽东是在她6岁那年。有一天，思齐在台上演完戏，一个身材魁梧、操湖南口音的人走过来，摸着思齐的头说：“小姑娘，我做你的爸爸，你做我的女儿怎么样？”6岁的小思齐歪着头很认真地想了想说：“好吧。”这个操湖南口音的人就是毛泽东。从此，刘思齐就成了毛泽东的干女儿。

　　1948年夏，正在北方大学文学院上学的刘思齐放了暑假，因患疟疾，来到河北省平山县治疗，病愈后，特地到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村看望“干爸爸”毛泽东。在毛泽东家里，刘思齐邂逅了毛岸英。在听了毛岸英参加土改工作团进行农村锻炼的经历和感受的介绍后，刘思齐对毛岸英产生了敬意。

　　不久，刘思齐被分配至平山县，同毛岸英一起参加土改。在工作中，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1949年10月15日，尚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读书的刘思齐与毛岸英举行了婚礼。

　　他们的婚礼是简朴的，新房也很简单，只是把两人的东西搬在一起，添置了一些必要的用具，朴实无华，但婚礼的规格无疑是最高的。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都送去了一份薄礼，显得庄重质朴。

　　二十四、刘思齐和毛岸英，从相爱到结婚到永诀，相处只有两年多时间……后来，她隐姓埋名，重组家庭。

　　1950年10月1日国庆节，刘思齐因病住进了医院，毛岸英到医院来探望刘思齐。后来许多天，刘思齐都没见到他。刘思齐正在纳闷时，毛岸英却来到了医院。刘思齐后来在回忆他们这最后的一次相见时说：“这一天已经很晚了，他突然来医院说要出差，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他嘱咐我如果一时接不到他的信不要着急，主要是交通不便。临别时，他说这次出差的时间可能很长，照顾不了岸青，希望我母亲能在他不在北京的这段时间照顾他。他还拉着我的手说：‘现在全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会过颠沛流离的生活了，你一定要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他出差到什么地方，去多长时间，都没有告诉我。最后，他仿佛偶尔地问：‘朝鲜半岛，你知不知道？’我说：‘知道，那儿正在打仗。’可能是当时年龄小，根本没把出差和朝鲜战争这两件事情挂在一起，他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他说要到我妈妈那儿去想跟我妈妈谈谈。我注意到他军装的左侧口袋有一块墨迹，我问他怎么会有一块墨迹？他说钢笔裂了。我很奇怪，钢笔怎么会裂？他笑了笑说，是出差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回来时乘飞机，飞机上的压力把钢笔压破留下的。我说，母亲那里还有一支派克笔，这是我俩结婚的时候，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送的。事后，我妈妈告诉我，那天他确实去了，已经12点多了，一直呆到凌晨2点多才走。他谈了很多，主要是担心岸青的事，他希望我们给岸青找一个好的女孩子。我母亲也没想到他会到前线去，以为他只是出差的时间长一点，他就这样走了。提到那支钢笔，我母亲给了他。”

　　“我出院后，根本没有想到他‘出差’会有生命危险。11月下旬，我收到他的一封信，平常一样看完就揣在口袋里，以后揉来揉去揉乱了。唉！这封信没保留下来，真遗憾！信写得很长，一是谈他弟弟的问题，要我们好好照顾他；二是嘱咐我要好好学习；信中还说我俩结婚后很少在一起，他感到很内疚。可是后来他没有来信，因有言在先，一个月不来信，我也不着急，我主要是学习。岸青有我母亲照顾，母亲经常叫我们家的保姆把岸青的脏衣服破衣服拿到家里洗补，几乎每个星期帮他收拾一次房间。岸英走的时候曾说江青不管岸青，也不会管岸青，所以岸青一直是我母亲照顾的。”

　　其实，毛岸英在朝鲜牺牲的消息不仅刘思齐当时不知道，毛泽东也不知道。

　　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仍瞒着刘思齐。刘思齐一直没能得到岸英的消息，还以为丈夫在“出差”呢。直到1955年，看到了一张毛岸英戴着人民军帽子的照片，才知道岸英去前线。又过了一年，终于憋不住了，才问了毛主席。对当时的情景，刘思齐追忆道：“我记得那是夏天的一天，在主席的办公室里，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主席说：‘他已经不在了，牺牲了……’虽然我有预感，可是这消息真的被证实以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了。我想不起来谁在我身边说主席的手已经冰凉了，要我克制一点。我伸出手拉了拉主席的手，真像冰一样凉。人只有在非常悲痛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呀！”

　　刘思齐与毛岸英从相识到永诀只有短短的两年多，作为夫妻则只有一年的时光。但这段刻骨铭心的爱却让她终生不忘。

　　毛岸英牺牲的消息被毛主席证实后，刘思齐根本不愿相信，总觉得岸英还活着，他“出差”总要回来。思齐一直沉浸在对岸英的追忆和思念之中。

　　刘思齐当时只有22岁，正值青春年华，本应抹干眼泪，去追求新的生活。但作为毛泽东的媳妇，作为一个生活在特殊家庭中的女性，要迈出这一步是相当艰难的。首先，刘思齐的感情就转不过弯，在岸英牺牲后，毛泽东一直把思齐当作大女儿，常给她写信，思齐不愿离开这位慈爱的父亲。

　　1960年，刘思齐已经29岁，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女人过了30岁很难解决个人问题，所以，毛主席开始为思齐着急。但思齐的感情却一直转不过弯，也没有精力去考虑个人的事情，劝儿媳改嫁又很难说出口，毛泽东便常常趁着其他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说：“你们可以考虑找对象了。”几个孩子便害羞地乱嚷一通，“上哪儿去找啊！”“我们找不着哇！”主席风趣地说，那你们闭着眼睛上街抓一个吧。思齐也开玩笑说：“那抓个麻子怎么办？”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一直到刘思齐在北大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时，毛泽东才正式和刘思齐谈了再婚的事，并亲自介绍了两个，但都没有成功。后来经原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同志介绍，和空军学院教员杨茂之相识。1961年秋，刘思齐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工程兵某部从事翻译工作。

　　1962年2月，刘思齐与杨茂之结婚。举行婚礼时，毛主席亲自写了一首诗相赠，还送了300元钱，说：“我又不上街，不知买什么东西好，你们根据需要自己买一件礼物吧。”结婚后，刘思齐改名为刘松林。

　　“文革”以后，刘思齐被分配到军事科学院工作。

　　作为老革命后代，刘思齐于1937年就随母亲来到延安，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在她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父母就和毛泽东、杨开慧有过来往。因此，她得到毛主席特别的关心和爱护。后来，又作了主席的大儿媳，岸英牺牲后，毛泽东把她当作自己的大女儿，很长一段时间仍生活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就像一个慈祥的父亲，关怀她、教育她、引导她。虽然一晃几年过去了，主席的音容笑貌仍仿佛就在眼前。在这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她更加怀念主席。她为《东方红》丛书写的总序———《我心中的话》，充分表达了她对主席的一腔怀念和挚爱。

　　刘思齐说，作为一个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伟大历史人物，毛泽东的业绩和思想是不可磨灭的。对于毛泽东的宣传和研究，真正的动力来自亿万人民的力量，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现在有关毛泽东的书在社会上很受欢迎，热了又热，经久不衰，正反映了毛泽东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因此，她下一步打算抓紧写好回忆录。她说：“我从懂事起就生长在革命队伍中，我的经历与革命事业同步。虽然，我不在领导岗位，也没有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但是历史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多侧面、丰富多彩的，我有自己的经历、眼光和角度。我写回忆录，是想从一个与革命同步成长、与党和人民兴衰与共的孩子的眼光中，看中国革命的进程；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活动；看我的父母亲这一代老革命所走过的道路；看我们这一代在老解放区长大的孩子们的成长历程。我要尽自己的菲薄之力，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奉献给这一代和下一代人。”

　　二十五、在马背上和监狱的摇篮里长大的邵华，酷爱文学。毛泽东曾对她说：“聊斋中那些善良的做好事的‘狐仙’要多些就好了。”

　　1938年金秋，在革命圣地延安，张文秋又生下一个千金。喜讯从门缝透出，在外守候多时的陈振亚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抹去额头的汗水，喜笑颜开。看着大人和小孩双双平安，他触景生情，给女儿取了个乳名：安安。

　　“咱们改改传统，让安安随母姓，怎么样？”百般疼爱女儿的张文秋委婉地问道。

　　“姓名不过是个符号。安安姓陈，或姓张，都是我的女儿。”陈振亚很痛快，毫不偏执宗族门户之见。他是彭德怀麾下的一员猛将，曾被敌人炸断一条腿。他接着说：“就姓张吧，取名少华。”

　　1939年安安随父母赴苏联，途经迪化（今乌鲁木齐）被军阀盛世才扣留。父亲后来被敌人毒害致死。年仅1岁的安安从此失去了心爱的父亲。1946年6月，在党中央的营救下，她随母亲和许多幸存的人们被释放，于同年7月返回延安。

　　在马背上和监狱的摇篮里长大的邵华，这时已经8岁了。这个年龄的儿童，本应开始了书声朗朗的时代，尤其对于一个像她这样刚从阴森可怕，没有自由、阳光的地方走出来的小女孩，更是渴望立即背上书包去学堂。可是，就在这时，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起了重点进攻，内战打响了。邵华只得带着读书的梦想，不断地随着大人们转移、流动。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邵华欣喜万分，她终于有机会上学了。一次，邵华随姐姐刘松林和姐夫毛岸英去中南海看望毛泽东。谈话间，毛泽东问起毛岸英和刘松林的学习情况，两人立即作了详细的汇报。

　　依在一旁的邵华听着听着，突然对毛泽东说：“伯伯，我也要上学。”毛泽东转过身来，深情地望着这个十多岁的小女孩说：“好嘛，你愿意上学，我来帮你。”

　　几天以后，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交给邵华一封介绍信。持此信，她走进中央直属机关办的育英小学大门。从此，邵华刻意进取，一路顺风，十年便读完了小学和中学。1959年秋，她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邵华喜爱读书，尤其喜爱文学方面的书。在她家里，一排排高大的书橱里装满了各种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几十年来，她一直坚持读书，潜心研习，乐此不疲。她的这种爱好，除了源于本身的内在兴趣和所学专业外，也同毛泽东对她的熏陶有关。

　　毛泽东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从少年到老年，孜孜不倦，始终不怠，是名副其实的“读书破万卷”。他不仅自己喜欢读书，也非常关心女儿们的读书情况，经常过问，督促他们，并和他们一起交流漫谈。毛岸青是苏联上的中学和大学，所以毛泽东常常嘱咐他要多看一些中国历史方面的书，多了解一些中国国情。由于刘松林、邵华是学文学专业的，毛泽东与她们谈文学比较多。

　　一天，邵华在毛泽东面前谈起世界文学名著《简爱》，对书中的主人公大加赞赏。毛泽东微笑着听邵华大发议论。几天之后，邵华在毛泽东书房的案头上发现一本翻扣着的《简爱》，其所剩页数已不多了。她对毛泽东百忙中抽空读书的速度大为惊讶，又为他的认真态度、求知欲望深深感动。

　　毛泽东主张，读书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同刘松林、邵华谈论《西游记》时，十分赞赏孙悟空敢作敢为、勇于同妖魔鬼怪作斗争的性格，说孙悟空敢于违背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观点，信奉“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谈起《聊斋志异》，他认为其中的《小谢》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他还说：“聊斋中那些善良的做好事的‘狐仙’要多些就好了。”

　　学习要讲究科学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对邵华的教谕。一天，邵华的中国通史考试取得好成绩后，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说：“那我来考考你，你谈谈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吧。”邵华按照所记得的教科书中的内容回答了一遍，毛泽东听后笑着说，这是死记硬背，算是知道了点皮毛，但没有很好地理解。他还是进一步指明，学历史要多读史料，多思考，能把“为什么”都说清楚，这一课才算学好了。毛泽东的这一席话，使邵华受益不浅。

　　邵华最爱听毛泽东谈古诗。有一次，毛泽东问她在宋人诗词中最喜欢谁的作品，她说陆游。又问为什么，她说陆游的诗词，充满热血沸腾的爱国主义激情，具有雄浑豪放的战斗风格，常常表现出“一身报国有万死”的牺牲精神。毛泽东又问她最喜欢哪几首，她列举了《关山月》、《书愤》、《示儿》、《夜游宫》

　　等几首。毛泽东兴致浓厚，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桌前，铺开宣纸，饱蘸墨汁，挥笔给邵华写下《夜游宫》这首词。邵华如获至宝，十年动乱期间，她虽然东躲西藏，始终把它带在身边，保存了下来。

　　又有一次，毛泽东问邵华喜欢曹操父子中谁的诗，她说喜欢曹植的诗，毛泽东则说他喜欢曹操的诗。他认为曹操的《龟虽寿》、《短歌行》、《观沧海》等篇章，还把其中一些词句写出来，加以解释。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赞扬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风。《将进酒》是一首好诗，《蜀道难》也有些意思。他评论白居易的《琵琶行》不但文采好，描写得逼真细腻，难得的是作家对琵琶演奏者的态度是平等的，白诗的高明处在于此而不在于彼。他还谈到王昌龄、陆游、辛弃疾的一些边塞诗，并把王昌龄的《从军行》等诗亲笔书写给在座的儿女们。

　　最令邵华感到兴奋不已的是一次在中南海听毛泽东谈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毛泽东神采飞扬，高度评价王勃年轻有为，才高学博，为文光昌流丽，二十几岁的人就写了16卷诗文作品，可惜死得太早了。他说他喜欢王勃的《送杜少府之蜀川》，对其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很欣赏。在谈话中，他发现孩子们也十分喜欢《滕王阁序》，非常高兴，边背诵其中佳句，边作评论。谈到兴头时，他伏案作书，笔走龙蛇，写下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千古名句。邵华双手接过来，高兴得几乎跳起来！

　　多次受到毛泽东的熏陶和诲谕，又经过自己长期的刻意追求，邵华文学修养达到了较高的境界。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中一些描写、回忆毛泽东及其亲属战斗、生活的作品被多种报刊杂志转载，有的甚至被作为中学语文课阅读的范文，如《我爱韶山红杜鹃》、《滚烫的回忆》，受到世人交口称誉。

　　二十六、毛岸青成了邵华家的常客。婚后，毛泽东风趣地对儿媳说：“新媳妇总该去认认家门，让外婆和亲友们看看嘛！”

　　刘思齐和毛岸英结婚后，毛岸青成了邵华家的常客，邵华的母亲对岸青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特殊的家庭背景也使邵华经常见到毛泽东。几十年后，邵华回忆起与毛泽东相处时的情景仍是一往情深，她动情地说：“在我们面前，他是一位慈父，我们平时都住在学校里，所以很希望跟他见面，他非常慈祥。心里的话讲给他听以后，有什么疙瘩，比如跟同学闹意见啦，本来自己还觉得很严重，跟他一说，然后看他这么慈祥的一笑，就什么都化解了，忧虑烦恼也消除了。更何况他在安慰你的时候，几句幽默的话语，就会使你觉得自疚，心想怎么这种事情也说，怎么那么在意？”

　　“父亲确实是我们生活中的典范，他对我们学习也是很关心的。我们那时很要强，总喜欢拿着五分的‘满堂红’就很高兴，而主席却不这样。他对我们讲：‘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不能把你的时间平均分配使用，应该抓住主要课程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要局限在老师讲的内容上。’他不注重表面上的‘满堂红’，而是引导我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将来需要或者是爱好上去，有更深层次的追求。他就是这样来引导启发我们的。”

　　两家的密切交往，使邵华和毛岸青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1960年，邵华因病休学去大连疗养，毛岸青也在那里。在这之前，他们已谈朋友了。毛泽东非常关心他们的终身大事，他在给毛岸青的信中写道：“你的嫂嫂思齐和她的妹妹少华来看你，她们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接待她们。听说你同少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少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同她谈一谈。”在毛泽东的关心下，他们在这一年结为伉俪。

　　1962年春天，毛岸青和邵华一同回到了北京。毛泽东见到他们，风趣地说：“新媳妇总该去认认家门，让外婆和亲友们看看嘛！”当时，毛岸青的组织关系在总参，毛泽东便叫他们去向罗瑞卿叔叔请假，一同回湖南探亲。

　　遵照父亲的嘱托，两人先到板仓祭扫妈妈杨开慧的陵墓，又到韶山看望乡亲们。然后，双双回到长沙，这可乐煞了90高龄的外婆向振熙老人。她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出了欣喜的笑容，眼里闪着慈祥的亮光。她一手拉着岸青，一手拉着邵华，端详来端详去，总是舍不得松手，眼里渐渐盈满了泪花。

　　学生时代的邵华，聪慧活泼，感情细腻，对生活充满了理想主义，她热爱自己的专业，对学习要求严格，进取心很强。在大连养病期间，她为学业被迫中断常焦急万分，一度曾情绪低落。有人劝她转学大连，她不愿意，舍不得离开北大；而病体一时难以康复，又离不开大连，况且岸青亦在此养病，也不忍心走开。她把自己左右为难、颇为伤感的心情告知了毛泽东。很快，毛泽东给她写了一信：

　　你好！有信，拿来，想看。要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上邪》一篇，要多读。余不尽。

　　父亲六月三日上午七时这封信虽短，但言词凿凿，寓意深刻。信中提到的《上邪》，是汉朝民间歌谣《铙歌十八曲》之一。全词为：“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力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及敢与君绝。”上指天。邪，通耶，语气词。上邪，就是“上天啊”的意思。这是一个女子表示坚决跟她的情人相爱的誓辞。毛泽东要邵华多读《上邪》，并在信中写了许多鼓励的话，是希望坚强一些，不要过于缠绵伤怀，为眼前的困境所难倒；要以事业为重，要像古代女子执着地追求爱情那样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邵华读了这封信，深受感动，精神大振，病情似乎好了多半。她决定按照父亲的话去做，积极治病，恢复健康，继续完成未竟的学业。力争学有所成，将来业有所创，不辜负父亲对她的殷切期望。不久，经和岸青商量，得到他的支持，邵华又回到了北大，出色地完成了全部学业。

　　邵华开朗豁达的性格也恢复了，对岸青更加关心，更加体贴了。

　　随着性格的磨合，特别是1970年他们的宝贝儿子毛新宇的出世，三口之家更是温馨甜蜜。

　　毛岸青爱读书已成癖，兴趣也十分广泛，多才多艺，但好静不好动。他每天按时起居，生活很有规律。他还特别喜欢读俄文，说俄语，床头、手头总离不开俄文书籍。他在苏联整整呆了11年，回国后不仅保留了苏联人的一些生活习惯，连语言习惯也难改过来。有时说普通话找不到合适的汉语词汇，他就用俄语来表达。

　　毛岸青爱下棋。他的国际象棋称得上是家中的权威，邵华不是他的对手，有时邵华和来访的朋友联合起来对付他，但每次都以岸青的胜利而告终。可是，一下中国象棋，岸青往往就甘拜下风了。

　　毛岸青一家三口。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在看电视上常有冲突，意趣盎然，音乐节目和英语讲座是毛岸青的保留节目；邵华喜爱文体活动，爱看足球赛和“体育之窗”；儿子新宇却爱看京戏。毛新宇上中学时住校，一星期只回家一次。一个周末，正遇上中国女排赛，邵华真想看，可是毛岸青却笑着说：“算了，儿子难得回来一次，我们俩都不要争了，就让他看京戏好了！”

　　毛泽东逝世后，每逢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纪念日，毛岸青、邵华全家必去“毛主席纪念堂”悼念，风雪无阻，从不间断。在肃穆的大厅里时，他们恭恭敬敬地把精美的花篮摆在老人家的座像下，深深地鞠躬静静地默哀。然后，三人搀挽着，一齐来到水晶棺室，瞻仰毛泽东遗容。每当此时，邵华总是想起毛泽东与她谈诗论文时的情景，殷殷教诲不绝于耳，便情不自禁热泪盈眶。

　　邵华还多次陪毛岸青去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乡，追寻父母早年革命活动的踪迹，缅怀他们为革命献身的光辉一生。

　　1977年，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春天，毛岸青和邵华回到了老家湖南。“我们含泪伫立桔子洲头，漫步湘江两岸；回清水塘，登岳麓山；徘徊板仓小径，依恋韶山故园……万千思绪，随山移水转”。（《我爱韶山红杜鹃》）这万千思绪，有对毛家六烈士不尽的怀念，有对一代先辈革命成功的热情讴歌，也有对毛泽东教育子女的点滴追忆。追昔抚今，毛岸青和邵华感到他们这代人肩负的重任：继承先辈的遗志，教育好下一代，争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邵华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她的知名度很高，几乎家喻户晓。1995年7月28日，身为军事科学百科研究部副部长的邵华，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女将军。

　　二十七、毛岸龙是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第三个儿子，他与两个哥哥在上海街头失散，从此杳无音讯。

　　毛岸龙生于1927年，是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第三个儿子。当时，毛泽东因与陈独秀在党内意见相左而受到排挤和打击，心情不舒畅。不久，因忙于秋收起义，拉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直到毛岸龙在上海失踪，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儿子一面。

　　1927年杨开慧从武汉回长沙后，毛岸龙随母亲一起住在北门外沈家大屋旁的北角门楼，后又一起回到长沙县板仓外婆家。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毛岸龙和两个哥哥一起被外婆向振熙、舅妈李崇德送到上海，来到叔叔婶婶毛泽民、钱希钧的身边，住进了中共的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办的大同幼稚园。1931年春，因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党的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毛岸龙和两个哥哥又被寄养在当时公开身份为牧师但实际上是地下党的董健吾家中，后因董健吾去武汉工作，他们三兄弟只好流落在上海街头。

　　流浪的生活是十分痛苦的，当时岸龙年纪甚小，尚无独立生活的能力，主要靠两位哥哥卖报纸、拾破烂、帮人推人力车维持生活。他们终日里露宿街头，居无定处。岸龙终于与两个哥哥失散，从此杳无音讯，是死是活，后人不得而知晓。侥幸的是还有一张当年大同幼稚园小朋友们的合影存世，透过那张泛黄的照片，小岸龙和哥哥们那一张张充满稚气的脸依稀可见。

　　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来到井冈山后，因音讯隔绝，与杨开慧失去联系。后与贺子珍结了婚，两人相处10年，前后生了6个孩子，然而活下来的，却只有女儿李敏，还有后来找到的杨月花。

　　1929年，在红军二打龙岩的时候，贺子珍第一次分娩，生下了一个女孩。

　　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女孩子，这是他继岸英、岸青、岸龙之后，第一次喜得千金。他笑着对贺子珍说：“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一个好地方出生呢！”

　　龙岩是福建省的一个中等县城，是闽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比较富裕。红军入城后，在这里建立了革命政权，贺子珍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她第一个孩子，自然令毛泽东不胜高兴。

　　不过当时贺子珍尚不满20岁，过早地做母亲，并非她之所愿。但孩子生下后，看着那稚嫩的脸，母爱的本能也不禁油然而生。

　　孩子生下不久，毛泽东就托人为她找到一位可以寄托的人家。他对贺子珍说：“把孩子寄养出去，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以后会回来的。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

　　贺子珍忍着心中的痛苦点点头，没说什么。她是个刚强的女人，不愿意让毛泽东为这些事情操心。

　　红军撤出龙岩时，考虑到很快能回来，毛泽东没让贺子珍跟着队伍走，而让母女俩隐蔽在城外一家老百姓家里，这样也好让贺子珍产后休息几天。

　　但同孩子分别的一天总是要到来的。这一天，贺子珍用被子把婴儿裹好，自己把她抱到联系好的那户大嫂家里去。她没有什么衣物给孩子留下，只把事先准备好的15块银元，放在那位大嫂手里说：“麻烦你把孩子抚养大，日后我们会回来接她的。”

　　送走孩子后，贺子珍的心里有些难过，觉得周围零零落落，极其冷漠，但她没有落泪。当时，她还有个乐观的想法，以为红军常在这一带活动，见面是不难的。想不到，这竟是同亲生女儿的永别。

　　1932年4月，红军再次打开龙岩，贺子珍在县城里一直忙着为军队筹粮筹款，一面惦念着自己寄养着的女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按照贺子珍的记述，找到旧日的那位大嫂，打听孩子的下落。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孩子已经不在人世了。

　　乍一听到这个消息，贺子珍半天说不出话来。愣愣地坐在那里。毛泽民的爱人钱希钧安慰她说：“不要太难过，为了革命，我们只能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

　　事实上，贺子珍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沉浸在儿女之情中，艰苦的环境，复杂的斗争，占去了她全部的精力，她无暇为女儿的事过分伤感，只好尽快地把这种感情丢开了。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二个孩子。因为是个男孩，毛泽东把他和杨开慧的三个孩子并列，取名毛岸红。当时贺子珍正得疟疾，医生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毛泽东便又托人给孩子找了个奶妈。

　　奶妈是江西人，当地的江西人好把小孩子叫毛毛。入乡随俗，毛泽东与贺子珍也就跟着奶妈称毛岸红为小毛毛了。而毛泽东的同事则把他叫“小毛”。

　　小毛毛生得端端正正，眼睛挺大，像他爸爸。毛泽东非常喜欢他，每次来医院，都要从奶妈手里把小毛毛抱过来，又是亲，又是摸。有时孩子睡熟了，他就把孩子放在贺子珍身边，自己则坐在他们母子身旁，静静地凝视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毛毛已经两岁多了，牙牙学语，正讨人喜欢。他是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6个孩子中，惟一一个在两人身边抚养的，因此倍受父母的宠爱。毛泽东每次出门，到了傍晚，小毛毛都要站在门口，倚门而待，等爸爸回来。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夫妇商定把孩子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弟弟毛泽覃和弟媳贺怡。临行前，贺子珍从邻居那里要来些棉花，把自己的一件灰布军装剪开来，就着灯光，一针一线地给儿子缝制了一件小棉袍……

　　瑞金和中央苏区落入敌人之手后，毛泽覃恐怕走漏消息，小毛毛会遭不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以后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小毛毛也从此下落不明。

　　解放前夕，为完成毛泽覃的遗愿，也为了满足毛泽东、贺子珍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贺怡曾回去寻找毛毛。

　　毛泽东刚进城不久，还住在香山。一天，贺怡跑来对他说：“在江西丢掉的毛岸红现在已经找到了。”毛泽东当时听了非常高兴，就详细问了一些具体情况。贺怡仔细说了一些特征后，毛泽东认定和他记忆中的时间、地点、岁数和相貌均不相符。后来，贺怡又转赴江西吉安，继续为寻找毛毛奔波，途中不幸因车祸遇难。

　　1953年，幽居上海的贺子珍给当时的江西省长邵式平写了封信，说她在瑞金时生有一个男孩，叫小毛，长征出发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寄养在老表家里，现在思儿心切，请千万千万帮助查找……

　　江西省优抚处干部王家珍带着组织上的重托，终于打听到，黄月英夫妇曾在1934年10月，养了红军的一个小男孩，取名朱道来。

　　二十八、毛泽东一生结婚四次，生有十个儿女，却有六个不幸失落。

　　那天，当贺子珍看到朱道来的照片时，不禁愣住了。“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呀！”她很快向组织报告了此事。

　　不久，有关朱道来的材料和照片由中组部转到贺子珍处。贺子珍看完材料后，高兴地向中组部反映：“从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朱道来很像是我的小毛。”她恳请组织上让“小毛”和他的养母一道来上海一趟，想亲眼见见他们。

　　王家珍、黄月英带朱道来到了上海。贺子珍仔细地端详着朱道来，顷刻间止不住喜泪纵横，声声颤抖地说：“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

　　为了防止出错，贺子珍提议还带毛毛检查身体，结果，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一致。这更使贺子珍确信朱道来就是她当年所生的毛毛。当黄月英把当年的一件小棉袍交给贺子珍时，贺子珍双手颤抖着，不禁流下了两行热泪，想起了当年送毛毛的情景。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中组部打来电话，要朱道来、黄月英同去北京一趟。于是，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一行3个作为中组部的客人，住进了招待所。

　　其实，朱道来的照片早就通过周恩来转来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仔细辨认后虽没有说什么肯定的意见，他也传下话说：“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

　　然而，就在这时，半路上突然杀出个“程咬金”来。南京来了一个中年女干部，找到中组部，申明说：“朱道来是我的孩子，你们还给我……”

　　事情骤然间变得复杂起来了。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关于这一情况报告后，果断地说：“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当时，帅孟奇和邓颖超等人一样，家里收养了一批烈士的遗孤、革命者的后代。

　　当黄月英辞行返乡时，中组部代表感谢了她，向她表示敬意。朱道来与养母分手时，哭成了泪人。朱道来到北京不久，即被送往清华大学附中读书，后来上了清华大学，学的是工科，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听说在南京死了。

　　1933年，也就是贺子珍刚生下小毛毛之后不到一年，贺子珍又早产了一个男孩，是由后来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賞大夫亲自接生的。可惜因为是早产，这个孩子没有活下来。

　　红军长征途中，贺子珍第四次怀孕。一天下午，她所在的红军休养连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当部队准备翻过一座叫做白山的山峰时，贺子珍的肚子突然阵阵疼痛，她预感到就要分娩了。休养连的连长侯政马上让一些同志停下来，在路边找了一间房子，把贺子珍抬了进去。连里的医生和护士则留下来为贺子珍接生。

　　休养连的队伍继续前进，后续部队也一支一支地从他们的屋前经过。最后，连殿后的部队也要走过去了。他们留下话来：敌人正从后面追赶过来，你们必须在下午4时以前翻过山去，否则就有被敌人追上的危险。留下来的连里的领导紧张地守候在“产房”外面，一面为贺子珍能否顺利分娩而担心，一面计算着时间，考虑如何应付眼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

　　“产房”是一间用单层砖砌成的破旧房子，里面空无一物，没有床，没有锅，也没有灶，甚至连门都没有，只剩一个破门框支在那里。可能是因为靠近路边，这里已多次被敌军洗劫，贺子珍只好躺在担架上生产。同志们张罗着想烧点水，可是没有柴火，水井也不知道在哪里。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从容地寻找。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后，担架员便抬起她匆忙上路了。贺子珍的衣裤上、担架上，都留下了揩抹时掉下的斑斑血迹。

　　前面的路程遥远而又艰苦，对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处置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这是不需要作任何讨论的，也是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的。毛泽民的夫人钱希钧用一件大衣把女婴裹好，贺子珍用虚弱的手从身上掏出仅有的4块银元，交给钱希钧说：“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用吧！”

　　担架员抬着贺子珍走了没多远，钱希钧抱着婴儿又追上来，对贺子珍说：“你赶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或者留下个什么东西日后好相认。”

　　贺子珍摇摇头，刚毅地说：“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但后来，贺子珍惟一留下的女儿李敏到了毛泽东身边，她自己孑然一身度过那漫长的岁月时，她牵肠挂肚地怀念起被自己扔下的这个女儿来，她曾设法查访，但没有下落。她后悔当时自己没有给孩子留下什么东西，以便日后寻访。

　　后来她还哀伤地说：“长征路上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的是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是丢在了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也无法知道她的死活。后来，毛主席知道我分娩后把孩子送给了人家，点点头，赞同地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为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身体一直未能恢复的贺子珍又一次怀了孕，这给她的身体和思想增添了很大负担。

　　1936年，东北军进攻瓦窑堡，中央所有机关都迁到保安。在保安安家没几天，贺子珍就生下了女儿李敏。

　　1937年，贺子珍第6次也是最后一次怀孕，这时她与毛泽东的关系已出现裂痕，便毅然单身前往苏联。

　　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不久，1938年5月，就生了一个男孩。一位苏联老太太，热心照顾她坐月子。满月后她把孩子送到婴儿室，自己则进了苏联布尔什维克为培养亚洲地区革命者专门开办的东方大学。

　　不幸的是，孩子在10个月的时候，得了感冒，婴儿室的医疗条件很差，没有护理好，转为肺炎，还没来得及送医院抢救，就夭折了。

　　贺子珍感到万分悲痛。她觉得，孩子的死完全因为自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那几天，孩子的情况不大好，她怕影响学习，不想请假，仍然把他送到婴儿室去，没想到竟耽误了治疗……她流着擦不干的眼泪，把孩子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公墓，埋葬了。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家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有六位直系亲人献出了生命，但人们很少知道毛泽东不幸失落的这6个孩子。最使人痛惜的是，毛泽东寄予厚望的毛岸英后来也牺牲在朝鲜战场。毛泽东说：“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