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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从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陕北，共三百七十一天，行程一千多公里，居住过十二个县境内的三十八个村庄，并从这里领导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这是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他们在三月二十一日离开杨家沟，经过两天行军，于二十三日中午到达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渡口。当地政府早已在这里准备好了十几条渡船。毛泽东登上第一条船。木船缓缓地离开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经过半小时左右的紧张搏斗，渡船绕过许多顺流而下的冰块，冲出激流，渡过了滔滔黄河。船一靠东岸，他们便踏上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境内。毛泽东上了岸，回头再看着黄河，深情地说：“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1]显然，他的心已在越来越多地思考着新中国的未来了。在他们东渡黄河后不到一个月，四月二十一日，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踏上黄河东岸后，毛泽东等就来到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同驻在这里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这时，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已先赶赴在河北的中央工委，留在这里主持工作的是后委副书记杨尚昆。毛泽东对杨尚昆说了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2]毛泽东等在双塔村住了两个晚上，决定中央和军委的大部机关人员由杨尚昆率领前往西柏坡，毛泽东等带领少数电台、机要、警卫人员乘吉普车东行。

　　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等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会面，听取他们的汇报。四月一日和二日，毛泽东分别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着重地强调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善于从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个全局的高度去把握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发生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他针对当时农村中正在流行的那种错误思想，明确地指出：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最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他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他再一次强调地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主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对党和群众的关系，他反对笼统地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认为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予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予以改正。”[3]

　　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他讲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办好党报的问题，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主张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在蔡家崖停留八天后，他们又上路了。毛泽东白天坐车，夜间工作，找地方干部谈话，参加各类人员的座谈会，访问群众，还在油灯下批阅各地发来的电报。四月十日，他为中央起草的电报中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一。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4]他们经过岢岚、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在四月十三日到达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大院。毛泽东住在聂荣臻原来住的两间房子里。

　　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初早曾提出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一些问题。这年七月一日，斯大林致电在陕北担任医生兼联络员的奥尔洛夫：“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5]在到达城南庄的前一天，也就是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阜平县西下村宿营时，毛泽东向周、任又提出这个问题，周、任都表示同意，决定到城南庄后，周、任先去西柏坡同刘、朱会合，毛泽东则暂留城南庄作去苏联的准备。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示：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斯大林先在二十九日复电同意，到五月十日又致电毛泽东：考虑到中国战局的发展和他途中的安全，再次建议他推迟来苏。这样，毛泽东在城南庄共住了三十五天。

　　在这段时间内，从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出席了。这是自撤离延安后五位书记第一次在一起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时间相隔只有一年多一点，国内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根据形势变化的要求，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怎样促使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和怎样迎接这一胜利的到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三点战略性的意见：第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没有这一条，不能胜利。第二，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土改、整党、人民代表会议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生产的发展，要使人民的负担适当减轻。第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利。[6]他的这几点意见，后来被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十六个字，成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行动方针。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华北、中原分别成立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机构；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著名人士来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就这个问题立刻同有关人士交换意见。会议还研究并确定了粟裕率领的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先在中原地区打几个大仗的部署（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谈到）。

　　城南庄会议结束后没有几天，五月十八日，国民党飞机突然来轰炸城南庄，击中了毛泽东的住房，但毛泽东却没有受伤。对这段惊险的经历，聂荣臻回忆道：“那天早晨，收听完广播，我正在吃早饭，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我急忙走到院里，敌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了。我循着声音望去，有一架敌机已经飞来了，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声音很沉重，不多时，又飞来了两架敌机，这时已经看清是Ｂ２５轰炸机。于是我快步向毛泽东同志的房间走去。”

　　“由于毛泽东同志通宵都在工作，我走到他屋内的时候，他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我想，不能再延迟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我向赵尔陆同志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同志扶上了担架。我们两人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我和毛泽东同志刚走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我们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7]

　　这次敌机一共投了五枚炸弹，其中一枚正落在毛泽东所住的小院子里爆炸了。毛泽东住的那两间小房子，门窗的玻璃都被震碎，一些鸡蛋也被弹片砸烂了。看到这些，聂荣臻真觉得“后怕”：“如果不是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显然，国民党方面已经获得毛泽东住处的情报。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转移到离城南庄二十多里的一个很隐蔽的小村子：花山村。他在花山村住了九天。五月二十七日，到达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西柏坡。

　　到达西柏坡后，毛泽东逐步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指挥作战上来。

　　在这以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冬到一九四八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面进行新式整军运动，一面展开攻势作战。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冬季攻势，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中旬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五万多人，把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锦州、沈阳、长春这三个互不相连、仅占东北总面积百分之三的狭小地区内。毛泽东对这次攻势作了很高的评价。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名义指出：“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西北野战军在取得被毛泽东称为“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形势”的宜川大捷后，又攻占宝鸡，光复延安。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中原地区的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所部，华北的徐向前兵团和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兵团，也在一九四八年的三、四月间分别进行了周村战役、潍县战役、洛阳战役、临汾战役、察南绥东战役等，各自歼灭了为数不少的国民党军队。

　　毛泽东到达西柏坡前后相继开始的一九四八年夏季攻势作战，就是在上述胜利的基础上，在全国五个作战方向上先后展开的。这就是：中原战场上的豫东战役和襄阳、樊城战役，华东战场上的津浦路中段战役，华北战场上的晋中战役和冀热察边战役。

　　其中，豫东战役对推进南线战局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个战役的形成，在决策上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过程。

　　早在毛泽东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时候，他就同时考虑到以当时已进入鲁南作战的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两个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叶飞、陶勇，因此也叫叶纵、陶纵）渡过长江、直出闽浙赣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便把战线进一步推向国民党军战略后方的构想。他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的一份电报中说到，在刘邓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南渡黄河挺进豫陕边的同时，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率华东野战军主力留置山东（包括鲁西南）“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另以第一、第四两个纵队经过整补和政治动员后，第一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二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三步跃进至“闽浙赣目的地”。为了加强这支部队出击后的领导，毛泽东还提出以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组成东南分局的建议，要华东局考虑。[8]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是毛泽东独具匠心地布下的棋局。它从根本上扭转战局，使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为进攻。但是，全局中最关键的一着棋——向大别山地区挺进的刘邓大军，虽有陈谢集团进入豫西从右侧辅弼，力量仍嫌不足，在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还有被迫撤回的可能。经过再三考虑，毛泽东在八月七日和八日两次致电陈毅、粟裕并告刘邓，修改了原来考虑的华野主力全部在山东内线作战而以第一、第四纵队分步骤挺进闽浙赣边的构想，决定由陈毅、粟裕立即赴鲁西南，统一指挥包括第一、第四纵队在内的华野六个纵队，组成华野西线（也叫外线）兵团，进行直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作战任务。毛泽东估计，在刘邓大军向南跃进时，国民党军必然会以重兵追堵。在这种情况下，陈粟西线兵团立即尾随敌军南下，就可以从“反对方向钳制敌人”，有效地掩护刘邓大军的挺进并在大别山地区立足生根。

　　毛泽东对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所下的决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他执著地认为，只有适时地和有步骤地把战线向蒋介石统治区推移，使人民解放军所需的大部人力、物力取之于对方，才能使新解放区逐步扩展，使老解放区得到进一步巩固，经过跃进和巩固的几次反复，最终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他在根据战局的发展适当调整陈粟大军的作战部署后，还多次致电刘邓、陈粟，要他们继续准备以一部分主力在第二年的适当时机渡江南进，吸引部分国民党军从中原地区转援江南，以利于中原解放区的巩固。

　　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大约一个星期，从中原前线赶赴陕北中央的陈毅，同毛泽东在杨家沟见面了。这是他们随着抗战胜利而在延安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在同陈毅谈到一九四七年七月以后的全军作战行动时，强调它的性质已不再属于“自卫防御”，而是一种“革命的进攻”，是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向蒋管区、以求解放全中国的作战行动，所以叫“战略进攻”。毛泽东说：蒋介石已处于防御地位。黄鹤一去不复返，他要回到战争初期那种形势是不可能的了，今后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起，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议。从十九日下午开始，会议连续三天听取了陈毅关于日本投降以来华东地区和华东野战军的各方面情况、中原战场当前形势的汇报。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对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和沿江重镇南京、武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蒋介石无论如何都想把他们从自己的卧榻之旁赶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在九江设立国防部前进指挥所，调集三十三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地区的刘邓军展开大规模“围剿”。大别山地区的反“围剿”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虽然取得重大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共两军在整个中原地区，基本上处于胶着相持的状态。

　　怎样打破这种僵持局面？毛泽东和周恩来、陈毅最初商定的南线三军在三个月内的作战方针，是以刘邓军主力位于大别山内线，“分遣坚持，多休息，多打小仗”，待正由晋冀鲁豫南下的三万新兵到达以充实部队后，再打中等规模之仗；以粟裕所部并指挥陈谢军在二、三、四三个月内，在中原地区寻求打几个中等规模的歼灭战，以配合刘邓军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他们还设想以山东兵团的许世友、谭震林率两个纵队南下苏北、苏中，会合原在这两个地区活动的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形成一个重要战场，威胁京沪”，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抽调一部分力量向东。“三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把这个战略构想传达给刘邓、粟裕和陈谢等。二十七日，又以毛泽东、陈毅两人的名义，就山东兵团的使用问题提出两个方案，要求华东局研究提出意见。

　　打破大别山乃至整个中原的僵持局面，是关系全局的一篇大文章。对这样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发出电报后，仍在反复思索，并同周恩来、陈毅继续商议。毛泽东所担心的是，这样的布局能不能有把握打破中原的僵持局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更积极、更大胆、更能震动敌人的方案呢？毛泽东又想到了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这一着棋。本来，他是准备在一九四八年秋季中原战局基本上得到改善后再走这一步棋的，现在考虑要提前实行。周恩来、陈毅也同意这个设想。

　　设想虽然提出了，但对采取这样重大的行动，毛泽东下决心是十分慎重的。一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前一个电报发出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向粟裕发出第二份电报。这是一份限少数领导人“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的绝密电报。电报中说：关于由你率叶、王、陶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研究有三个方案，即：一，休整半月后立即渡江；二，二、三、四三个月在中原地区歼灭一部分敌军，然后休整一个月再渡江；三，按原议先在中原作战，于一九四八年秋季再行渡江。在电报中，毛泽东分析了三个方案各自的利弊后指出：“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毛泽东希望粟裕“熟筹见复”。[9]

　　毛泽东还同陈毅研究了准备成立东南分局，由粟裕任书记，叶飞、金明任副书记；准备组成东南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邓子恢任副政委。

　　给粟裕电报发出后第三天，一月三十一日，粟裕发来他同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研究后的回电，就一、四、六纵队的渡江时间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三个纵队先北开陇海铁路附近休整一个半月，三月下旬即可出动；二是三个纵队仍先参加中原作战，三月中旬开始休整，五月中旬出动南下。“以上两案，以第一案为最好。”回电中，粟裕还就渡江路线、渡江后留在中原各部队的作战方针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复电粟裕，表示完全同意他提出的第一方案，在三月下旬出动。“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10]

　　一个重大的行动计划决定下来了。

　　但是，一九四八年春季，中原战局出现了重要变化。第一，由于刘邓军实行了集结和分遣相结合的灵活战略，加上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和陈谢部的积极作战，不但基本上粉碎了白崇禧对大别山区的围攻，而且开辟了桐柏、江汉和沙河淮河之间的三个新解放区，拦腰切断了中原地区两条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攻克中原重镇洛阳，中原战局已逐步走向稳定。

　　第二，中原三军成功地保持了从豫北经过鲁西南、豫皖苏区通往大别山区和由晋南进入豫西、陕南这两条重要通道，使晋冀鲁豫解放区一部分军需物资和三万新兵得以补充在千里跃进大别山过程中损耗较大的刘邓军，使他们的战斗力逐步恢复，也保障了中原各军在此后的作战中能得到后方的支援。

　　第三，中原新解放区经过半年经营，特别是纠正了执行党的土地政策、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中某些“左”的偏向后，各项工作逐步走上轨道，拥有三千万人口的中原新区开始得到巩固。

　　第四，解放军一部分主力进入中原并吸引国民党军部分主力回援后，坚持在内线的解放军乘机相继发动攻势，取得重大战果，尤其是西北野战军在宜川战役中一举歼灭胡宗南集团两个整编师近三万人，迫使胡宗南从中原战区抽调一个兵团回援西安；同时，由于苏北兵团的积极作战，也吸引了部分国民党军队从大别山东麓调往苏中地区，从而相应地减弱了他们在中原战区的兵力。

　　总之，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逐步具备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中原战局的这些变化，引起执行跃进闽浙赣边计划的主要负责人粟裕的反复思考。

　　四十一岁的粟裕，在当时各战略区领导人中，是一位身经百战、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年轻将领。他根据中央军委批准的方案，率一、四、六纵队从平汉铁路东侧的临颍地区北上，到达濮阳地区，准备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后执行渡江南下的任务。同时，派出先遣小分队到预定渡江的地段先期侦察，并密切注视着不断变化中的中原战局。以往的作战经历使他熟知苏浙皖赣地区的地形条件，这种河流文错、稻田密布的水网地区对装备较重的第一、四、六纵队的机动作战很不利。同时，也考虑到大兵团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和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而且在补给和伤病员安插上也有许多困难。他回忆起一九三四年红军抗日先遣队在皖浙赣边地区的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他还具体地分析了中原战区国民党军各部队的具体情况，认为他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主力第五军、第十八军和桂系主力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师，这样，中原战局会在比较长的时间内继续呈现僵持局面，而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数学的竞赛。粟裕算了一笔细帐，认为解放军三个纵队进入江南后，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条件下作战，减员必大又无法得到补充；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三至五个整编师，这对打开中原战局将更为有利。[11]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比较和思考，粟裕逐渐形成一个主力暂不渡江南进而留在中原作战的构想。尽管构想有充足的根据，但他深知对一个已经确定并正在付诸实施的战略决策，是不宜轻易提出不同建议的，尤其是在当时正十分强调组织纪律性的情况下。因此在濮阳休整期间，他先向刚从中央回来的陈毅作了汇报。征得陈毅同意后，他又在四月十六日致电刘邓，报告了自己的构想。两天后，四月十八日，他才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粟裕的这份电报长达三千字。在电报中，粟裕首先充分肯定去年七、八两月先后转入外线以来取得的极大胜利，接着，详细地分析了华野三个纵队执行渡江南下方案后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当前中原战局发生的有利变化，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不南下，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求得在最近有效地打几个大歼灭仗。他认为，组成“三线武装（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征游击队）依战局之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粟裕是谨慎的，深知自己这个建议的分量。因此，在电报结束时写道：“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刚到城南庄只有一个星期的毛泽东，看到了粟裕的电报，也看到了刘邓在同一天发来的电报。刘邓的电报表示，在粟部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和渡江有较大困难的情况下，自以“迟出几个月为好”。这样，粟部可以“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看到这两份电报后，毛泽东立刻决定要陈毅、粟裕尽快来中央，向中央具体汇报他们的意见，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作出最后决策，并把这个问题列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要求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先作研究。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起，毛泽东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中，听取了粟裕的汇报。与会同志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根据城南庄决策，陈毅赴中原局工作，由粟裕任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和代政治委员。五月五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徐汴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12]

　　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作的关键性的变动。它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进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第一线高级指挥员的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敢于实事求是地大胆地对中央重大战略行动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是难能可贵的。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能实事求是地重视并采纳部属的不同意见，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也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对需要高度集中的军事指挥来说，这可以说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典范。

　　城南庄决策，为中原会战擂响了战鼓！

　　五月三十日，粟裕率领一、四、六纵及两广纵队（相等于一个师）、特种兵纵队南渡黄河，同中原野战军（由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第十一纵队会合。六月三日，第三、第八纵队在陈士榘、唐亮指挥下从漯河地区东越黄泛区，前来会合。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华东野战军发起开封战役，一举攻克中原名城、河南省会开封，歼灭守军约四万人。接着，又在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六日乘胜发起睢杞战役，在中原野战军主力策应下，歼灭国民党军队的区寿年兵团主力和黄百韬兵团一部五万四千多人，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开封、睢杞这两个战役，通常合称豫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九万多人，是继东北冬季攻势以后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一次战役。

　　豫东战役的重要意义，不但在于歼灭了中原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有生力量，打破了中原战场上的僵持局面，而且证明人民解放军依托老解放区和中原新解放区的支援，已经有可能在这个地区大规模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彻底解决中原问题。七月十一日，毛泽东要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贺电，指出：这个战役的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明确地告诉中原局和粟陈唐：“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并且斩钉截铁地写道：“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13]

　　在豫东战役前后，其他几个重要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通盘筹划下展开的强大攻势作战，也相继取得重大胜利。

　　在华东战场，为了配合豫东作战，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山东兵团在济南和徐州之间进行了历时五十天的津浦铁路中段战役，全歼整编第十二军等部六万多人，完全孤立了由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据守的山东省会济南。韦国清、陈丕显、吉洛（姬鹏飞）指挥苏北兵团在苏北北部发动攻势，歼灭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完全打通了苏北同山东的联系。

　　在晋中战场，徐向前指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发起了历时四十天的晋中战役，歼灭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所部约十万人，完全孤立了山西省会太原城。

　　在中原战场，中原野战军在七月二日至十六日发起襄樊战役，攻克襄阳、樊城，歼灭国民党军二万人，活捉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

　　在华北北部战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指挥下，先后在保定以北和冀东地区发动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四千人，使河北省会保定陷于孤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夏季作战的巨大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国的战局。这五个作战方向上取得的重大胜利，被合称为“五路大捷”。新华社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发表的《祝五路大捷》的社论指出：“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的时候，敌人在黄河以北，除了平绥、平锦两条铁路及在这两条路上的城镇外，只有沈阳、长春、承德、保定、太原、安阳、新乡、焦作等稀稀落落的几个据点了。”在黄河以南，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超过了战前规模，其余各解放区都在发展或恢复之中。中原战场上的形势，早已不利于蒋介石。“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夺取了敌人成千门的大炮之后，就建立了具有强大威力的人民的炮兵，从此，人民解放军不独在运动的野战中是无敌的，就是在阵地战中也是无敌的了。一年来我们攻克了石家庄、运城、临汾、宝鸡、潍县、兖州、洛阳、开封、襄阳、辽阳、鞍山、四平街等坚固的设防地带与设防城市，这就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术，特别是攻坚战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此，已经没有什么国民党的设防城市打不开的了。”[14]

　　注：

　　[1]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３月版，第２２９页。

　　[2] 杨尚昆：《对毛泽东的几点回忆》，《中共党史风云录》，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５月版，第２页。

　　[3]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标准本，解放社１９４９年６月版，第８２、８４、８８、８９、９１页。

　　[4]  中共中央致华东局、转许谭谢、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０日。

　　[5]  《党的文献》，１９９５年第６期。

　　[6]  中共中央会议记录，１９４８年５月３日。

　　[7] 《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版，第６７７—６７９页。

　　[8]  毛泽东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华东局电，１９４７年７月１３日。

　　[9]  中央军委致粟裕电，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７日。

　　[10]  中央军委致粟裕，并告刘邓、饶漱石、邓子恢电，１９４８年２月１日。

　　[11]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１月版，第５３７—５４１页。

　　[12]  中央军委致刘邓并华东局电，１９４８年５月５日。

　　[13]  中共中央致中原局，并告粟陈唐电，１９４８年７月１３日。

　　[14]  《祝五路大捷》，《时事学习材料》，苏南新华书店１９４９年６月版，第２１７、２１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