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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我们谈起八大的历史地位时，最重要的肯定就是八大适时地提出了党的正确路线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而这些最突出的贡献和《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分不开的。

　　《决议》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从现在披露的材料可以看出，起草《决议》是八大召开后两天，即9月17日决定的。为了起草《决议》，毛泽东从9月19日至25日，先后5次约负责起草《决议》的陈伯达、胡乔木谈话，两次主持大会主席团常委、各代表团团长会议讨论修改《决议》草案，还安排大会讨论两次，另有两次对《决议》草案做出批示，直至定稿。这期间，毛泽东对《决议》的起草工作一直抓得很紧，也一定会有很多指导性的意见，但披露的材料却不多，其中只有，强调“要把矛盾突出一下。现在主要是先进与落后”。“三个主义不要平列，主要是主观主义。”尽管如此，也凸显出毛泽东对起草《决议》的重视。

　　总结党的历次会议，一般说来对政治报告的决议很简单，中共七大的决议全文也就是一句话，即：“大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①按常理推断，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是刘少奇、毛泽东等下了很大功夫修改而成，其间还召开讨论修改报告的会议达40次之多，过程稿有80多份，可见是一个集思广益、相当成熟的报告。在八大会上，要求全党按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就可以了，似没有必要再做一个与报告相同又有所不同的《决议》了。但事实是毛泽东又在百忙之中亲自主持起草一个《决议》，而这个《决议》长达8000多字，内容同报告一样分为六大项，每项都有较详实的论述。这表明在毛泽东心里，觉得有些问题很重要，而报告没有讲到；有些问题报告虽然讲到了，但还不够准确或还不够鲜明，所以用《决议》的方式来召告大会，来为全党指出今后工作的方向。因此，这个《决议》也就非同一般了。

　　将八大《决议》与政治报告相比较，可以说各有所长。有些问题报告阐述得更充分一些，有些问题是《决议》讲得更精粹，如上所说，有些内容是报告没有涉及，《决议》对报告进行了补充和丰富。

　　这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关于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段论述。政治报告讲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的意思有了，但没有明确地指出来。《决议》则进行了完整的表述。《决议》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决议》又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虽然后来，毛泽东对“矛盾的实质”问题表示了怀疑，再到后来又改变了主要矛盾的提法。但当时恰恰是按照毛泽东“要把矛盾突出一下。现在主要是先进与落后”的意见，来起草八大《决议》的。除了对矛盾实质的概括，关于主要矛盾的提出完全符合毛泽东在分析各种事物时，善抓主要矛盾的思想方法，也符合毛泽东当时对中国社会形势的判断。主要矛盾的提出，立刻使全党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重点是搞建设，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八大《决议》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新结论，提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路线，这是八大《决议》的核心，是对政治报告的重要补充，也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八大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座丰碑。我们今天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对八大路线的继承与发展。

　　第二，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方面，《决议》对报告进行了修正和概括。关于八大的经济建设方针，有的说政治报告提出，“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②。也有的说“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③。这样讲是对的，但细究起来还是有点故事的。

　　政治报告在谈到经济建设问题时，是这样讲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很显然，报告在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方面，是把重点放在了反对冒险主义方面。其对冒险主义的危害性论述的比较充分。

　　《决议》和政治报告相比较有两个不同之点。一是对保守主义错误的解释有所不同。政治报告讲的是“二五”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不积极就会“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讲得比较简单。《决议》讲的则是中国“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于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很显然，《决议》对保守主义的错误进行了充分的阐述，而且提出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对这种“高速度地”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二是《决议》对两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概括，相对政治报告来说更简练和明确了。《决议》指出：“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里需要注意地是，在“稳妥可靠”的前面还有“积极地”三个字。党史概括的八大的经济方针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而忽略了“积极的”三个字。应该说这正好也是毛泽东的“匠心”之所在。

　　总之，从《决议》对报告的修正和提炼，可以看出毛泽东把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放在相同分量上来提出的，没有分出谁轻谁重的问题。从其用词上看，实质上还是在想着那个“积极地”“高速度地”发展经济。只是人们没有留意而已。当然，《决议》并没有把“多快好省地”进行经济建设写进去。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毛泽东对八大的经济方针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呢?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时，其中就表示了对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不满，说是针对他的；对1956年10月八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压缩1957年预算和计划指标的7项协议表示不满，说是妥协的产物。这似乎可以说明，毛泽东对八大经济方针是持保留态度的。不过，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同民主党派负责人说的一段话，似又可以说明他对八大的经济方针是赞成的。他说：“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间才开始变化，找了三十几个部的同志谈话，以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十大关系。”毛泽东所谓“开始有点好大喜功”，是指1955年他提出的反对右倾保守，强调多快好省的问题。1958年1月毛泽东还谈到，当时反冒进，“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料到的”。

　　也就是说，毛泽东原本是反右倾保守的，三四月开了调查会，他的思想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讲了十大关系。不过这种变化，还没有达到赞成以反冒进为主的程度，但是在党内多数同志都强调以反冒进为主的方针时，他选择了沉默。八大政治报告对两种倾向都要反，而对反对保守主义论述不够时，《决议》对此则进行了补充和重新解释，强调了反对保守主义的重要性。这表明，毛泽东在内心深处对多快好省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方针还是有所坚持的。

　　第三，《决议》吸收陈云关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大大丰富了报告的内容。对于陈云提出的经济发展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问题，报告原来只讲了允许自由市场对国家市场的补充。未讲其他两个补充，即有一部分产品可以不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允许一定范围的分散经营，作为对集中经营的补充。《决议》则将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全部吸收进来，这也是对报告的补充。使党的经济政策更加灵活和完善。

　　第四，《决议》关于党的问题，也丰富了报告的内容。《决议》指出：“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报告中没有这样的内容。这段话阐述的理论是，我们要完成既定的目标，就必须要靠党的领导，但这个领导必须是正确的领导，领导不正确同样不能完成党的任务。而如何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呢，就是靠实事求是，靠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这里一方面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另一方面就是强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要注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也就是实现第二次结合的问题。

　　党的部分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重点讲了摆脱主观主义的问题。决议分析了主观主义的表现，就是面对新问题、新情况，因为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而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决议强调：“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指导工作，把我们的一切工作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的错误。”《决议》的这些思想是十分务实的，闪烁着真理的光辉!这表明，毛泽东还是很清醒的。

　　总之，八大《决议》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据此而作出的关于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规定，表明了毛泽东对当时国家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是正确的；《决议》对反对保守主义的重新解释，则反映了毛泽东仍有对多快好省地建设方针衷情的一面，但他在《决议》中并没有写上多快好省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内容，也表明他坚持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党性原则，当然他当时也存在认为反冒进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像他后来所说，“没有料到的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对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意见的吸收，则表明了毛泽东对建设方针的务实性。对党的问题的论述，也表明他当时思想的务实和清醒。

　　注释：①《建党以来中央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册第528页。②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397页。